霍爾木茲海峽前世今生

——中世紀葡萄牙的囊中物

原本計劃描寫亞齊人與葡萄牙人在印尼蘇門答臘長達一個世紀的戰爭，然而正在發生的伊朗為了抗衡美國和以色列，封鎖供應全球每日二十巴仙的石油能源航線的“霍爾木茲海峽”，引起全世界的關注。這條僅一百六十七公里的海峽，是亞洲、中東與歐洲之間的香料運輸命脈之一，從大航海時期至今，是大國爭奪及試圖霸佔的目標。因此留待下一集講述葡人與亞齊人的爭鬥，先談霍爾木茲海峽的熱門話題（圖一）。

中世紀時曾被葡國封鎖

霍爾木茲海峽的名稱源於當地霍爾木茲島嶼，該島僅有四十多平方公里，沒有淡水也無其他資源。但座落海峽彎處成為緊扼石油出口的島嶼，所以非常重要。中世紀期間，霍爾木茲海峽的數座島嶼，已是運載香料、瓷器和絲綢的海上中轉站。葡人來到之前，這些島嶼已是富甲一方的地方。十五世紀初，鄭和曾經率領龐大的船隊前來拜訪霍爾木茲島。

二十世紀期間，霍爾木茲海峽因戰事曾被封鎖兩次。一九七三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以及一九八○年九月兩伊戰爭。霍爾木茲海峽因戰事曾被封鎖，引起全球石油短缺的恐慌，令全球經濟出現衰退的情況。然而，中世紀香料熱潮期間，霍爾木茲海峽也曾經發生被封鎖的同類事件。

一五○七年葡萄牙的“海上雄獅”，又稱“葡萄牙戰神”的Afonso de Albuquerque（亞豐素 · 德 · 阿爾布克爾克）打敗霍爾木茲國王後，佔領霍爾木茲島成為葡萄牙的附庸國，並動工建立一座佔地二十萬平方米的新型城堡。建立這座要塞期間，因處理平息叛軍的問題，工程延遲至一五一五年才完工。葡萄牙人就在這一年至一六二二年，憑着堅船利砲控制及封鎖這條海峽，截斷威尼斯人及土耳其奧圖曼帝國的海上運輸動脈。更重要是壟斷歐洲至印度之間的貿易通道，非葡萄牙船隻經過海峽，必須領許可證及交付款項。同時在波斯灣其他地區建立要塞，確保這條重要的貿易通道暢行無阻（圖二）。

在此順便一提，一九二九年澳葡政府為了紀念“亞豐素”，將一條街道命名為“亞豐素街”。

葡萄牙的懷柔殖民政策

葡萄牙人統治霍爾木茲島一個多世紀，以及波斯灣三百多年，僅將此島作為中東至印度之間的中轉站和停靠點，因此沒有打算完全顛覆當地的文化、經濟和社會體系來顯示霸權。沒有奴役當地居民，也沒有摧毀或替代當地原有的社會結構，後來在澳門再顯示這種管理模式。

葡人雖然在殖民地推行天主教信仰，有時還會有偏激的措施，但霍爾木茲島上的伊斯蘭信仰仍然保持不變，這種情況與澳門的情況不相伯仲。他們並無強制干涉及扼殺本地的文化、語言、商業和宗教，反而相互並存及融合起來。數百年來不少天主教堂、佛教或道教的廟宇，和諧共存在這塊細小的土地上，成為中國南方邊陲一座特色城市（圖三）。由此產生一種被稱為“共生文化或者叫做混體文化，即中西兩種文化混生在一個文化綜合體中，有別於原來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結構”（注一）。

另外“在葡萄牙人的統治下，霍爾木茲變得國際化且相對寬容，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商人開放”（注二）。在澳門也有相同的現象，“一五五七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國官員的默許下，在澳門設立了定居點。他們利用澳門優越的地理位置，開展對日本、馬尼拉等地的貿易，至十七世紀初，澳門已成為東方的重要城市之一”（注三）。

上述情況與西班牙人統治南美的政策大相徑庭，他們以消滅印第安人的瑪雅文化和宗教為宗旨，強烈推行天主教及西班牙語。“西班牙消滅了原本在美洲大陸的阿茲提克（Aztec）和印加等帝國，將原來的居民當成奴隸，逼迫他們去開墾礦山，將大量的便宜白銀帶回西歐世界”（注四）。因此在南美的土地上，不少代表瑪雅文化的建築物被荒廢，留下經歷戰火及滿目瘡痍的遺跡。（圖四）

澳門與霍爾木茲島堡壘

如果說澳門大炮台的建築格式與葡萄牙人在霍爾木茲島建造的堡壘同出一轍，可能會有人懷疑這個說法。但可以舉出一些證據，講述這種防禦建築物的來源及其相同的特質。

十六世紀一位被譽為“石工大師”的葡萄牙軍事建築師Francisco Pires，被葡國王室派遣前往印度。他帶着葡國著名軍事設計師Miguel de Arruda的堡壘設計圖，就是當時歐洲新型的“三角棱形堡壘體系”，前往印度迪烏城鎮（Diu）建設一座城堡。這類炮台為十四至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新設計方案，倡導的是“交叉火力”技術相呼應。最顯著的特徵是開鑿了一條護城河，將城堡與大陸隔開。城堡的每個角落建有三角或棱形城堡，守軍從高處可以一目了然敵人的動向，而且可以與對面城堡的守兵互相呼應。

實際上，亞豐素早已用這種新模式在霍爾木茲島建立大型的城堡。一五一一年佔據馬六甲後，再以這個設計理念建立A Famosa城堡，可惜該城堡現已蕩然無存，僅存聖地牙哥城門。後來這類款式的堡壘或炮台，被大量引用於葡萄牙在非洲和東部殖民地，除了霍爾木茲島城堡，還有一五四○年的北非摩洛哥“休達城堡”（Fortress of Ceuta），一五五八年非洲莫三比克島的“聖塞巴斯蒂昂堡壘”（Fort of São Sebastiã）。澳門的大炮台，也遵照這種新款式建造（圖五、六、七）。

從以上三個不同地方的炮台圖像，可以看出當時的“三角棱形堡壘體系”，被廣泛用於葡國大部分殖民地。一五四五至一五四八年，葡萄牙駐印度第四任總督João de Castro，致送葡萄牙國王João Ⅲ（若昂三世）的奏章中寫道：“在印度（果阿和馬六甲）興建的新要塞，均採用北非Ceuta（休達）的防禦工事設計風格，標誌着葡萄牙將成熟的‘稜堡’技術應用於亞洲防禦體系之中。”

（牽動東西方歷史的香料之路 · 三十五）

文、圖：陳力志

注：

一、《澳門宗教文化的本土化特色》，趙林。澳門，“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司署。2014年夏季刊，156頁。

二、《波斯灣五千年：全球史視野下的中東海灣地區》，Allen James Fromherz（美國），馬百良、尤玉金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6。125頁。

三、《十七世紀初葡萄牙在澳門的貿易》，李金明。澳門，《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司署。1996年春季刊，139頁。

四、《世界史圖解》，宮崎正勝，趙韻毅譯。初版，台北市，商周出版。2006。1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