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引導基金引創“未來”

內地經驗及對澳門的啟示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政府的功能正在從單純提供基礎設施，進一步延伸為塑造長期資本、組織風險分擔、引導產業升級。設立政府引導基金正是實現澳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從金融和經濟發展的抵押品邏輯出發，政府引導基金至少有三重優勢。首先，它通過財政信用、母基金架構、激勵機制和更長期限安排，為輕資產、長周期、處於探索階段的創新項目提供市場機制外的“信用緩衝”，使原本因抵押品不足而不易獲得融資的項目具備可投資性。其次，它通過分擔早期風險、優化風險收益結構，把社會資本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看得見但不敢投”的情況，轉化為“願意跟投、能夠進入”的狀態，從而發揮財政資本吸納及撬動社會資本的槓桿作用。再次，它不是單純投資企業，而是將基金與科研平台、園區載體、龍頭企業、應用場景和退出渠道結合起來，同時將技術擴散、產業鏈協同、稅收就業和區域集聚等外部性納入投資邏輯，從而提升企業未來現金流的穩定性和資產質量，進而增強整個產業的信用生成能力。歸根結底，政府引導基金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替代市場配置資源，而在於以政府信用補私人信用、以制度安排分風險、以產業組織強預期，以達到引導社會資本和創造市場的效果，長遠實現高質量發展。

內地實踐已經證明這套機制是有效的。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依照《中小企業促進法》設立，強調“政策性導向和市場化運作原則”，核心目標就是發揮中央財政資金的槓桿和乘數效應，引導社會資本擴大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初創期企業的股權投資。國務院新聞辦公開信息顯示，該基金最初由中央財政出資並吸引社會資本共同參與；其官網目前披露，已設立四十六隻子基金，子基金規模超過一千二百億元，投資項目超過二千一百家。地方層面，蘇州財政系統公開總結顯示，早期市級產業引導基金已累計投資企業三百餘家，在具體投資子基金或直投項目上的資金放大效果普遍達到五至十倍，並帶動多家企業實現上市或掛牌。內地經驗已經表明，真正先進的地方引導基金不是財政自己“替市場選項目”，而是通過母子基金、市場化遴選管理人、延長基金期限、優化退出和完善返投等制度安排，把政府信用轉化為讓社會資本敢投、願投、能投的組織能力。

對澳門而言，設立政府引導基金並不是簡單複製內地經驗，而是要把澳門的獨特比較優勢轉化為產業資本優勢。澳門目前金融體系資本充足率、流動性和盈利能力總體穩健，債券市場和投資基金發展基礎也在完善；同時澳門科研產出在大灣區城市中位居較前位置。因此，澳門設立政府引導基金可將澳門相對穩健的金融資源和國際化平台功能與橫琴和大灣區的產業空間、製造能力和應用場景相連接，圍繞澳門最有機會形成差異化優勢的賽道，打造“小而精”的方向性基金。

總而言之，內地政府引導基金最值得澳門借鑒的，不只是“政府出資構建基金”這一形式，而是其背後的金融邏輯：當“潛在”市場因抵押品不足而錯失發展機會時，政府可以用制度化、市場化、專業化的方式構建信用，從而補強市場機制在特定領域的配置功能。對如今澳門而言，這不僅是財政工具，更是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手。在當前的大國競爭格局下，澳門的高質量發展也更具戰略意義，政府引導基金也顯得更為重要。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王永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