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是指南針

作家閆紅在朋友圈裡介紹李澤厚先生的《尋求意義》，我也買來讀了。之前看過他的《美的歷程》。兩相比較，《尋求意義》更容易看些。

他在一篇關於魯迅與胡適的短文裡面，提到小說創作是否應當為社會提供“正面思考”。他認為，“正面思考”一說看似崇高，實則將文學囚禁於道德的牢籠之中。他說，文學的本質在於“刺激、感發、引動、影響人的情感，而非進行邏輯論證或道德說教”。若強求小說承擔教化之責，無異於要求飛鳥游泳、游魚飛翔，皆是對本質的背離。

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恰在於其情感的直接性與極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那些在罪惡深淵中掙扎的靈魂，卡夫卡描繪的荒誕異化世界，魯迅刻劃的吃人社會，這些作品非但未提供所謂的“正面思考”，反而將人性中最黑暗、最痛苦的部分赤裸呈現。正是這種不妥協的真實，這種情感的極致表達，才觸動了不同年代、不同種族的讀者的心靈，引發了深層的思考與共鳴。

要求文學提供“正面思考”，本質上是將文學工具化、功利化的表現。這種論調預設了一個荒謬的前提，那就是讀者是需要被教導、被指引的愚昧群體。但真正的閱讀本該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平等對話，是靈魂與靈魂的自由碰撞。

文學的價值肯定不是給出標準答案。

李澤厚指出文學家不肩負教化之責，無法充當道德法官或人生導師。當然，這並非要將文學“黑化”。文學，忠實於自己的情感真實就可以了。

歷史上那些試圖承擔過多教化責任的作品，往往速朽於時光之中，而那些忠實於藝術本質的作品，卻得以穿越時空，持續震撼人心。

谷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