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幾個場景
——《〈澳門日報〉文學副刊研究》序
副刊誕生於近代報紙產生之後，在中國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雖非報紙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然而能增添報紙文化內涵，使內容更豐富多彩。副刊是中國傳媒史和文學史一個較為特殊的現象，助力造就了一批名牌報紙，並培育出大批優秀作家，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時代感的培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關於澳門文學種種，在澳門回歸前開始有內地與本澳學者專家研究，取得開創性成果。鄭靖的碩士學位論文以《澳門日報》文學副刊為唯一對象，從其副刊創刊為原點進行考察，從文學、文化、傳媒三位一體宏觀整合思路出發，團繞副刊文學產生、發展這一中心，考察《澳門日報》副刊文學這一獨特的文學文化現象。
鄭靖在“緒論”中寫道：“澳門文學是在報紙副刊的懷抱中慢慢長大的。澳門蓬勃興旺的報業及編輯對副刊的高度重視，給澳門文學的成長提供了寬闊的園地和肥沃的土壤。”因為我長時間在澳門日報報社任職副刊編輯，鄭靖邀我為其論文新著作序，我自以為雖對工作投入熱誠，編餘亦進行文學寫作，然而缺乏對身處其中的副刊文學作過深研，亦未涉足於副刊學，自感為難。數年前我的散文集《日子輕輕地過去》，僅從個人編輯生涯中寫下若干身歷之境、眼中之事、體驗之情，寄寓綣綣情懷，遠非對文學副刊的系統總結、理論分析。然而讀着鄭靖的論文，也興起我作出些和聲，權且作個附錄也好。
副刊的產生原是為了滿足廣大讀者除新聞以外對其他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使報紙更具競爭力，因而它具有追逐時尚、娛樂消閑、傳播知識、警示人生等諸多功能。副刊屬於其主報篇幅的一部分，所以副刊的基本內容必然適應該報讀者群體普遍興趣。社會政治背景和經濟發展水平，外來文化對本土的影響，都會對辦報人的價值觀和讀者的興趣愛好產生一定的作用，使副刊出現某種變化。
我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中學畢業後到澳門日報報社工作，任職校對員。翌年十月，我被安排跟隨前總編輯王家禎和記者陳源森到路環“蹲點”，另一組共三人則由張陽副老總領隊到氹仔。蹲點是實踐“開門辦報”，把報辦好，提升正在下滑的銷路。
一九六六年底澳門發生了“一二 · 三事件”，這場反葡殖民主義鬥爭勝利後，內地的“文化大革命”仍在全國範圍擴大，極左思潮波及港澳愛國報業，《澳門日報》文化性偏強的綜合性副刊“新園地”被政治形勢牽動，為了突出政治，宣傳祖國大好形勢，揭露國內外敵人，撤去不合時宜的版面內容。從報社於一九六七年緊急剎停連載小說和取消報道電影戲曲娛樂資訊的“藝聲”版，之後又急忙恢復，可知副刊經營進退失據。副刊的大眾型特徵多樣性、知識性、趣味性被削弱。日子有點長了，讀者們感到報章內容單調，不貼近生活，不合乎情趣，開始轉身離去。
報社人員走出辦公室到離島蹲點四天，了解歷史、社情、民意，我們走訪了工人、農民、坊眾，入學校與老師座談。在我而言，離島雖近卻很隔膜，九澳原有三個沙灣，沙幼如糖粉，因澳葡當局賣沙圖利，以致沙土流失，灘上露出石頭，漁船不能停泊，為保護最後一個沙灘，當地居民曾拿起竹竿、鐵支對抗。聽來的有憂喜苦樂，而在離島堅持教書育人的青年教師最受到讚揚。他們的精神世界裡有一個榜樣，在向內地上山下鄉接受鍛煉的知識青年學習，他們有時自己砍柴舉炊一點一滴節省辦學經費；課後免費為成績欠佳的學生補習；颱風季節協助村民加固房屋；利用暑假陪同殘疾學生到內地求醫；學習包紮、注射等簡單的護理技術以應村民急需。他們讓青年的我很受感染，寫下散文〈我們的老師真好〉致敬。
一九六九年，發生在香港的反英抗暴鬥爭結束了。兩年前抗暴開始時，澳門同胞組成廣播組製作節目借用綠邨電台頻道作廣播隔海支持，辦公地點設於當時河邊新街澳門日報社址二樓的西北向一隅。抗暴運動結束，廣播組已完成任務，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宣佈解散，所有人員各有安排。從報館借調到廣播組的李鵬翥先生返回報社並主管副刊課，黃德鴻先生同時被調來副刊課任編輯。我作為校對員，比較空閑，應命為“新園地”編寫“在慈善外衣的掩蓋下”和“如此美國”專輯和一些散稿。李鵬翥先生計劃打開副刊局面，他邀請香港作家阮朗（本名嚴慶澍）一連兩天來澳門主講文學講座，鼓動文學熱情。為甚麼是阮朗呢？因為他是《澳門日報》創刊後最先為澳門撰寫小說的香港作家，所用筆名為陶奔和柯茂，為本地讀者所熟悉和喜愛。一九七〇年春天三月十四日春寒餘威仍在，報社天台用鋅鐵皮加建的會議室內擠滿了來賓聽眾，原本邀請六十多人出席，結果來了二百三十人，擠到會議室外站着聽講。那個年頭，澳門極少舉行文學講座，其中有慕名而來的，第二天就不出席第二場了。阮朗主要提出文學創作必須政治行頭，作家要深入生活、了解社會、掌握知識。阮朗乘着來澳之便，要求到氹仔與炮竹工人和坊眾學校老師座談。李鵬翥安排青年作者沈秉和、陳國燊和我隨同前往。可是我晚睡遲起，趕至碼頭時航船剛啟碇，目送它嘲笑着微晃身子離去，只好乘搭下一班船趕去會場。
在嚴峻的“跌紙”景況下，一九七〇年八月報慶期間，報社安排編輯部工作人員分成幾組，到工會、社團、坊會聽取對報紙內容的意見。其時我調任為副刊課助理編輯，較多地參加這類座談，各組拿回來的記錄可以輯成一大本。意見盡可多聽，政治仍在升溫，報社強調以毛澤東思想統帥版面，突出政治，在社內還建立了天天讀制度，年末安排編輯部人員到幾個大行業工會參加工人學習班。我被分配到汽機工會去。部門領導囑咐我要虛心學習，除收集寫作資料外，並物色群眾動筆寫稿。而此前革命現代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電影在澳門公映時，“新園地”曾舉辦徵文活動，投稿亦見踴躍，是“群眾辦報”初見成績吧。
時維新春，有些工人回鄉過春節，頗有些移風易俗的見聞，無法自行寫作的，我便收集起來寫成稿子。那段日子，我到過的還有珠塑工會、製衣工會、五金工會、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漁民互助會、坊眾會，走訪過傘廠工人、炮竹業工人、茶樓工人、打鐵工人、神香業工人以及菜農和木屋區居民。從現實中聽來的、看到的打開我的感知，有些令我吃驚、慨嘆、同情、無奈，當然還有鼓舞。我記下素材，經過整理、截圖、加工，寫成生活故事刊登在“新園地”和“新兒童”版上。書寫社會底層，反映現實，頌揚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人好事，鼓勵相濡以沫，堅強面對，只要有集體力量便有溫暖在人間。實際上我曾經跟隨記者同事到台山區訪問一位孤獨老人黃女，但隔天便傳來她上吊去世的消息，真讓我極度不安和痛心。這些故事、散文，滿滿時代的印記，只愧其概念化、淺露，但當時處在轉載中國新聞通訊社的軟性報道和輯寫資料的文稿中，卻具有本土色彩和生活氣息。
一九七一年“新園地”連篇累牘地轉載安徽省文革小組批判以“人性論”為基礎的無害有益論長文，被掃入垃圾堆的有被指為喪失階級立場的人情、人性、人道；中國傳統繪畫的花鳥蟲魚和山水人物題材亦作為封建落後、享樂主義遭到揚棄。綜合副刊的文化血肉能不乾枯？面目能不生硬？副刊仍在出版，繼續摸索前行，李鵬翥先生重視澳門作者，招徠作品，栽培文學新人，將廣播組的文學青年梁維健、沈秉和、施子學、容永剛、區榮智、陳國燊、張卓夫、李江等組成讀書會，閱讀文學作品，副刊課編輯參與其中。由於各人都有忙碌的本職，讀書會斷續開了數次便停止了，這些文學青苗已先後被邀在“新園地”撰寫“燈下漫筆”、“初航集”、“說東道西集”等專欄，以及“影話”、“讀書札記”了。當年澳門童工問題嚴峻，發生傷亡事故，他們在一個多月裡訪問了一些行業，了解童工情況，於“新園地”發刊座談紀要。
內地文藝界處於寒冬，港澳愛國媒體被條條框框束縛，陷入困局。一九七二年六月，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祁烽專程到報社作講座，專門談論副刊問題。他提出內外有別，內地文藝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港澳副刊仍須重視知識性、趣味性，內容多種多樣，感情張弛有道；內地批判“業務掛帥”，港澳新聞工作者要重視業務學習，提升能力，做到精益求精；破除左傾幼稚思想，不要偏狹盲目指責“復古”、“崇洋”。祁社長通過具體分析，贊同“中間人物”在小說創作的合理性。他還指出重視作品的文學性，不要因工農作者而降低要求。為時兩個多小時的講話，要求副刊面向社會，降低調子，貼近民眾。
鄭靖在論文中說：“以《澳門日報》副刊為代表的澳門報紙副刊，承繼中國報紙副刊的傳統，結合本地特殊的地緣文化，在複雜多變的政治浪潮中，旗幟鮮明地進行持續的變革，並不斷地取得階段性成果，在包括作家培養、文類變遷、文藝論爭等方面均產生過深刻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回顧那些年，副刊受到極左思維模式的影響，調子高昂，內容單調，後來逐漸解套，擴版增容，提升文化品位，創辦了數種具有風格的文學副刊，影響文壇。文藝副刊獲得迅速發展，是客觀環境變遷下副刊編輯們不斷摸索改變，在文化情懷、文學自覺意識驅動下突破各種不足與困難，為每一步前行創造條件。前輩們身體力行，積極投身澳門的文學藝術活動。一九八〇年代初前輩們組織文學社團，促進交流，發展澳門文學，修建澳門文壇。鄭靖認為澳門文學發展的標誌性事件當屬一九八三年“鏡海”創刊，“若說‘鏡海’創刊直接將澳門文學帶進了春天，大抵也不為過。”進入一九九〇年代初，報社副刊編輯兼任出版社工作，二十多年裡，熱情地接生了超過二百二十冊文藝類圖書，為本土緩滯的文學出版業添火升溫。
謹以此文為鄭靖新著《〈澳門日報〉文學副刊研究》作一附錄，為其所論做個註腳。
湯梅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