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辯證法學習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

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之一，但具體由恩格斯系統性地闡述和建立。恩格斯的辯證法通常被稱為“自然辯證法”或“唯物辯證法”，其辯證法的革命性，在於將辯證法規律從黑格爾的唯心體系轉化到為唯物體系上。掌握這種思維模式，能幫助我們看事情更加全面、理解事物動態發展和變革必然、並有利找出主要矛盾。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中，明確地將辯證法歸納為三大基本規律，包含（一）對立統一規律（例如水和冰在物理性質上的對立（液態和固態）和統一（本質都是H2O））、（二）量變轉化質變規律（例如水溫度下降（量變）到臨界點時就結冰（質變））、（三）否定之否定規律（例如水（肯定）結成冰（否定），再融化成水（否定的否定））。以辯證法學習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有助於我們更全面的聯繫各個不同的重要文件之間的關聯性，並深刻理解報告的深層邏輯及其戰略意義。

一、“發展”與“安全”的對立統一

公報中最顯著的辯證關係，就是發展與安全的關係，兩者皆為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國發展面臨到兩者對立性的問題，例如國家財政預算有限情況下，為了強化國家安全而加強技術自主研發、加大產業鏈風險可控相關措施（安全），可能會影響到經濟效率、市場開放和全球合作（發展）。

但反之，一味追求增長可能忽略系統性風險，危及國家安全、經濟和社會穩定。因此，公報的戰略核心，正是試圖將這兩者統一起來，實現“在發展中保障安全，在安全中促進發展”。首先“科技自立自強”是統一兩者的關鍵樞紐。依賴外部技術是不安全的，因此必須通過自主創新實現發展，而這種發展反過來又增強國家的安全。

第二是“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因為過度依賴國際循環在當前國際環境下變得不安全。通過刺激內需，構建“新發展格局”，既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引擎，也減少了外部衝擊的風險。第三是“高質量發展”，也就是針對過去粗放式增長（量變累積）的“否定”。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這個“好”就包含可持續、安全、可控思維。

二、量變與質變：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階梯式遞進

公報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如果我們將“十四五”規劃和“十五五”規劃放在一起看，就能更深刻感受國家戰略部屬的前瞻性和系統性。

首先是“十四五”規劃的量變累積（經濟實力培植、脫貧等工作）就是為中國式現代化夯實基礎，為下一步量變準備。具體許多工作，例如“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都是一個持續改善和累積的過程。如果“十四五”規劃是量的積累，那“十五五”規劃就是質的轉折，也是全面發力關鍵時期，其中最關鍵是“新質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強調，並非傳統生產力的簡單擴張，而是由顛覆性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驅動的生產力性質的根本性變革。這是一次對舊有生產力模式的“否定”和超越。例如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也是要打破跟隨模仿的路徑依賴，實現從技術應用向技術原創的質變。

三、否定之否定：發展模式的螺旋式續上升

我國的發展模式正經歷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改革開放後是第一階段（肯定），融入全球化，通過開放市場、引進外資、參與國際大循環，實現了經濟的快速起飛。

然而，如果將目前面臨的內外挑戰視為是第二階段（否定），包含內部產能過剩、環境壓力等問題，外部技術封鎖、地緣政治摩擦，都使得舊有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對外部市場和外部技術的過度依賴成為被否定的環節。公報中對“風險挑戰”和“不確定難預料因素”的強調，正是對這一否定階段的確認。因此目前的構建新發展格局可以視為是第三階段的“否定之否定”。我們不是回到閉關鎖國，而是在一個更高層次上重構發展與開放的關係。當前我們否定的是被動依賴，肯定的是開放合作。因此，公報同時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例如“制度型開放”、“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等”，試圖將發展的根基建立在內循環的韌性上，同時以更主動、更平等的姿態參與外循環。

運用辯證法，我們可以看到二十屆四中全會的公報不僅是一份政策清單，更是一份充滿哲學思辨的戰略綱領。公報直面“發展與安全”這一核心矛盾，並試圖通過頂層設計將其統一起來。規劃了一條從“十四五”規劃的“量變積累”到“十五五”規劃的“質變飛躍”清晰路徑，以“新質生產力”為關鍵突破口。

公報也標誌我國發展模式進入“否定之否定”的新階段，旨在擺脫舊模式的路徑依賴，建構一個以內部創新和內需為驅動、同時保持高水平開放的新型現代化體系。公報所展現的，是一個執政黨在複雜的內外環境中，試圖運用系統性、動態性的思維來駕馭矛盾、推動歷史進程的努力。

澳門學者同盟副秘書長

澳門大學法學院研究助理教授

賴冠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