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建最低工資科學調整機制

政府計劃明年元旦起將僱員最低時薪由卅四元調升至卅五元，增幅百分之二點九。此舉雖履行兩年一檢法定程序，但面對持續高企的物價與經濟轉型，“小步慢走”的調整，能否保障低薪僱員成疑。

是次調整惠及約一萬八千二百人，主要為物管、清潔等基層行業。政府稱已綜合考慮經濟、就業與企業承受力，調整“溫和合適”。對照現實，保障力度顯得薄弱。據統計局數據，二三年澳門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百分之三，去年上半年通脹壓力未減，住屋、食品開支持續攀升。即使加薪，基層實際購買力仍可能被侵蝕。

更令人關注的是，自二○年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以來，七年間時薪累計僅增加五元，年均增幅不足百分之二點五，遠低於累計通脹。勞方原倡議調升至卅七元，最終僅獲一元加幅，與期望落差明顯，反映現行機制滯後，未能即時回應基層的生活壓力。

資方憂慮亦非無據。當前旅客雖恢復至疫前逾八成，但消費疲弱，民生區商戶經營艱難。最低工資上調恐引發薪酬“骨牌效應”，推高整體營運成本，最終轉嫁至管理費或服務價格，由居民承擔。物管商會聲言部分大廈或需調整管理費。

最根本問題是“兩年一檢”機制僵化。對比香港，最低工資已調至每小時四十港元，增幅達百分之六點七，且檢討更具彈性。澳門現行模式缺乏科學公式，未納入通脹、生活成本等指標，調整嚴重滯後。縮短至一年一檢或指數化調整的民間倡議務實，可令最低工資真正發揮“生活工資”功能。

今次最低工資調升至卅五元，屬“低風險”協調結果，避免對中小企造成即時衝擊，也讓政府履行法定程序。但過於保守的幅度，暴露政策在“保障勞工”與“支援企業”之間的輕重。當物價只升不降，最低工資追不上生活成本，基層持續承擔經濟轉型的代價。

與其每次在社協重複勞資拉鋸，不如推動制度革新，建立透明、科學的調整機制，納入客觀經濟指標。唯有如此，最低工資才不致淪為象徵性操作。

夏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