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百年頌詞

二○二五年十月十日，故宮博物院迎來建院一百周年。它從昔日的皇家禁苑，蛻變為世界級的綜合性文化機構，憑藉其獨特且不可替代的價值，已成中華文化的一面旗幟。

故宮早在一九八七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它有兩個屬性，一是古代宮殿建築紫禁城，結構莊嚴，功能完備；一是現代博物館，庋藏門類齊全的中國文物藝術珍品。去年七月，“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成功申報世界遺產，故宮亦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構成部分。由古建築及文物延伸，其所展現時間軸線之長、範圍體量之大、內容涵蓋之廣，蘊含中國歷史文化海量訊息，都是海內外其他文化機構所難以比擬的。

故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見證中華民族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對充實及豐富人類文明作出獨特貢獻，所以從理論上到實際上，要了解中華文化精髓，就離不開故宮。

誠敬典守匠心傳承 故宮特展澳門標識

故宮是中國人的故宮，也是全人類的故宮，王旭東院長表示，第三個層次，它是故宮人的故宮。這一層次強調了故宮人守護中華文化的責任與情感，反映了他們在建築修繕、文物保護和學術研究上的重大貢獻。在百年慶典之際，王院長用“誠敬典守，匠心傳承”八字凝練故宮人的精神，強調了保護與傳承的重要性。平安故宮是基礎，學術故宮是核心，數字故宮是支撐，活力故宮是根本，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王院長語言明晰，道理顛撲不破。

故宮的歷史見證了百年風雨和輝煌。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年代，為避免院藏文物被日寇劫掠，故宮建院未幾，自一九三三年初已開展文物南遷，前後二十多年，間關萬里，歷盡艱難險阻，文物基本保存完好，成為人類文化遺產保護史上的奇跡。更為難得的是，故宮在文物南遷期間並沒有中止對外交流，故宮人克服種種困難，先後借出文物送赴英國、蘇聯展覽。最為人熟知的是在一九三五年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成為當時國際社會的文化盛事，至今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話，也是故宮對外開放的象徵。故宮博物院仍賡續這一歷史傳統，在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新的貢獻。

故宮也支援澳門、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文化建設。澳門藝術博物館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成立，在澳門回歸祖國前夕已經和故宮博物院取得聯繫，爭取交流合作。故宮借出文物在澳門特區舉辦展覽，有賴中央政府支持及故宮厚愛，至二○二五年踏入第二十六個年度。

澳門回歸是中華民族的世紀盛事，故宮在藝博館首展“盛世風華”，澳門同胞得以近距離欣賞本國文物珍品，增加民族自豪感、文化認同感，參加回歸慶典的外國嘉賓也可從文物認識中華文化。當時與故宮領導協議，在澳門每年度舉辦不同主題特展，這是點；點與點連線，構成面；日積月累，若干個面相互接連，就會構成中華文化的整體面貌，對傳播中華文化具有實際作用。

態度彌補不足，信任默然滋長，自此合作多年，在公，藝博館仝人得到故宮專家的熱誠指導，加快專業人員成長。在私，我有幸曾經負責與故宮合作的具體事宜，在工作過程中受到故宮人獻身文化事業的高尚情操所感召，堅定意志，決意追隨先進，更加用心於傳播中華文化。專題展涵蓋各類文物，“海國波瀾”以西洋傳教士繪畫調和中西美學；“天下家國”以物證史，想望民族復興；“大閱風儀”以閱兵、武備為切入點，聯繫上兵伐謀，忘戰必危。每個主題均帶出相關訊息，觀眾自有感受。

故宮特展把握中華文化主體性，對內增進澳門同胞的文化自信與社會凝聚力，對外講好中國故事，輻射海外，堅持二十多年，建設是具有成效的。

據知，故宮和一所博物館維持長年定期合作並不多見，故宮人對澳門同胞的隆情厚誼盡在不言中。故宮文物特展早已成為澳門特區一個文化標識，一道亮麗風景，支持澳門文旅事業，也是宣揚故宮文化的前沿陣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成使用，令這個大灣區最國際化的城市如虎添翼，生氣勃勃。澳門故宮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心的落成，澳門文化遺產修復保護和教育推廣得到故宮的學術支援，結合本地科研力量，使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育步入新台階。“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栽植文化種子，也為港澳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更多途徑。

文物策展的理學時代

文物策展是當前博物館核心工作的一大挑戰。我先作一個比喻，古代經學有漢宋之分，漢學重字詞考據，宋學重義理闡發，借喻為文物策展，博物館歷來長於研究文物的形制、技藝，繪畫談技巧，器物論工藝，證據確鑿，這是漢學。相對而言，挖掘文物背後蘊含的內涵，揭櫫思想精神，這種觀念性策展我比喻為宋學，或稱理學，現實中較少。

當前，展覽仍多側重文物製作與賞析，述其源流，這是技術層面，繼而從生活出發，聯繫古今，滿足觀眾趣味。透過文物敘述中國人的思維、思想、感情，則是精神層面。譬如乾隆御筆《三老五更議》，公眾視覺焦點多在書法藝術，書寫內容則較少關注，此御筆書卷闡述清高宗對古代養老安老文化的看法，核心是透過禮儀倡導孝悌，以德服人。這是兩百多年前皇帝和大臣張廷玉的一次研討，在社會日趨老齡化的今天，話題饒具興味，值得探討。

例如竹木牙角雕刻，着重介紹成品的工藝，而用材多屬天然或廢棄物料，實足說明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及與自然的關係，甚至結合文物以綜合手段引申介紹《道德經》：“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透視諸子百家，會讓觀眾對中華文化蘊含的深意及中國古聖哲的精神內核有更多認知，這點對外國觀眾尤其重要。

試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為中心組織文物展，可間接說明中國人正直和平，達則兼善天下，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兩千年以來中華民族道德追求的時代體現。故宮九十五周年院慶曾舉辦蘇軾主題書畫特展，圍繞主角生平，就有政治理念，文化信仰，生活哲學的發掘，蘇軾的曠達人生宛然在目。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當然，這種以闡述理念為主的策展有相當難度，更加需要有釋展人的協助，考慮不同年齡層，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參觀需求，特別是服務外國觀眾，設計深入細緻的釋展計劃，可使展覽效益最大化。年前我曾與故宮常務副院長婁瑋交流文物策展議題，以說理為重心，如何操作，有待商榷，但我認為即使文物策展的理學時代還未到來，如今也可以“漢宋兼採”。

在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所以，提升文物策展的說理水平，讓文物活起來，以系統性、全景式闡述中國人的文化理念與精神世界，以歷史為媒介，印證現實，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可為外國觀眾了解中國發展提供另一角度與場域。這應該也是故宮國際化的又一體現。

文物說明制度 制度見證文明

故宮所在原是中國政治權力中心，近五百年一切重大典章政令皆源出於此，關係國計民生，也關乎中外形勢。近世史學界將明清檔案與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遺書合稱四大發現，明清檔案原藏大內，是紫禁城留存，本屬故宮，雖然檔案現時分儲海峽兩岸，在內地主要由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但理論上文獻、文物與故宮可視為整體，檔案於學術研究尤其重要。

鄭欣淼院長任內倡導故宮學，在院史、宮廷史取得纍纍碩果，我以為結合文獻、文物、建築，還可成就典章之學。

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這裡有幾大關鍵問題：一是中華文明何時形成？有多久的歷史？二是中華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發展，中華文明從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為引領的一體化趨勢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中華文明為何會走出一條多元一體、源遠流長、延綿不絕的道路？四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道路和機制有什麼特點？五是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如何？

這些問題涵蓋廣，用意深，是對五千年中華文明作出系統梳理與總結，在世界文明史上作出定位。習主席指出：“中國在人類發展史上曾經長期處於領先地位，自古以來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縣制度、土地制度、稅賦制度、科舉制度、監察制度、軍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內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為周邊國家和民族所學習和模仿。”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文化的載體，這也啓發我們應從文物本義發揮其應有價值。

文物，一般解作具有價值的文獻、古物，始見於《左傳 · 桓公二年》：“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講述臧哀伯勸諫魯桓公，國君應當發揚道德，通過飲食、冠服、配飾、紋飾、圖形、聲教、德範來昭示節儉、等級、禮數、文采、物用、光明、節制，將此形成典章制度，公開發佈，以此管理及監察百官，百官才警惕畏懼，不敢違紀。

這說明包括對防止官員腐敗，早在先秦，君主已深刻思考這個問題。既然“文物”的本義是一系列典章制度，故宮博物院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典型象徵，是否具備條件參與回答有關中華文明的關鍵問題？我堅信，故宮善用各方學術力量，回歸“文物”根本，深耕歷代典章制度，當能以文物說明制度，從制度見證文明，有助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建構，為人類社會制度文明的中國方案提供歷史依據，也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模範。

服務國家文化戰略，築牢民族團結，增強國人文化自信，繼往開來，使命光榮。故宮人昂首闊步，必將邁進下一個輝煌百年。

陳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