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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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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抗戰史實的歷史啟示

澳門抗戰史實的歷史啟示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澳門各界以主題展覽、觀看抗戰電影、研討會、主題宣講等各種形式再現中國抗戰的艱苦不屈歲月,紀念抗戰英烈,激勵澳門居民發揚抗戰精神,建設和平美好家園。實際上,當時的澳門雖屬“中立地區”,但是,生活在澳門的華人卻毅然堅定地與祖國命運與共,以各種方式支援抗戰,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戰史跡。在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時刻,重溫澳門經歷的那段特殊歷史時期,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發掘歷史留下的精神價值,可以從中獲得昭示後人的歷史啟示。

一、與祖國命運與共的時代擔當

日本侵華時期,澳門處於葡萄牙管治之下,故而,跟隨“二戰”期間中立的葡萄牙而被視為“中立地區”。儘管當時澳門周邊地區都遭到日寇侵略,淪為日佔區,日軍卻未有進佔澳門,澳門因而成為抗戰時期的“孤島”(安全區),並成為周邊地區難民的避居地。

對於身處澳門的華人來說,儘管自身是安全的,可是,面對中國遭受日本的侵略與踐踏,他們並沒有置身事外,而是積極投入到支援祖國抗戰洪流之中,或在澳門本地通過購買救國公債、義演義賣募款捐輸抗戰,或收容難民難童、贈醫施粥賑濟難民,或組織回鄉服務團前往內地宣傳抗日,又或直接奔赴抗戰一線開展戰地救護與英勇殺敵,體現了澳門華人深厚的家國情懷,始終與祖國命運與共的時代擔當。

二、共赴國難的勇氣與決心

雖然當時生活在澳門的華人,與內地相聯繫及關係深淺不一,個人經歷與政治觀點各不相同,甚至不乏政治上相互對立的人士,但是,面對日寇的侵略,澳門華人無論持何政治立場,都集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實現了援助祖國抗日的大聯合與大團結。

在抗戰的熱潮中,從澳門走出了抗日先鋒葉挺將軍、人民音樂家冼星海以及血戰長空的抗日飛行員林耀……在澳門本地,商界響應號召,罷賣日貨,慈善界組織籌款賑濟難民,以青年為主的學界、體育界、戲劇界成立社團通過讀書、創作、演劇等活動進行抗日救亡宣傳,以及組建服務團返回內地參加抗戰。流落澳門的畫家高劍父、關山月等舉辦愛國畫展,普通市民以賣旗賣花、沿門勸捐、獻金等方式為前方戰士籌款……

以澳門各界青年團結救亡團體——“澳門四界救災會”所聘任的廿八位名譽顧問為例,他們的身份十分耐人尋味。其中有天主教澳門教區的兩位華籍神父嚴紹漁、顏儼若,澳門政府華務局主管中文報刊檢查與翻譯工作的華籍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警察廳葡籍華探長兼掌管批准華人籌募事宜的施基喇,還有澳門中共地下黨活動家柯麟醫生,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梁彥明,中山縣長楊子毅等人。

可以說,抗戰期間,澳門各界華人置中華民族利益於首位,不分貧富貴賤,不管能力大小,積極響應抗戰救亡號召,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湧現出許許多多動人的抗日救亡故事、人物與事蹟。

三、不拘形式地傾力支持

對於祖國抗戰,澳門華人群體真正做到無論長幼與性別,不分貧富與職業,捐款捐物,出錢出力,甚至不惜生命,以不同形式傾力支持。

一是籌募款物是澳門支援抗戰最直接、最持續的方式。工商界定期組織“獻金運動”,中華總商會牽頭號召商戶、企業按營業額比例捐款,或發起“抗日救國捐”、“航空救國捐”(為內地購置戰機);普通市民則通過“認捐一日薪”,不同職業的人士組織“義賣”、“義演”、“義拉”等形式參與。

二是抗戰宣傳。澳門華人報紙《朝陽日報》、《大眾報》、《華僑報》等每日刊登抗戰新聞、前線捷報及呼籲救亡的社論,向市民傳遞“抗戰必勝”的信念。澳門愛國團體頻繁舉辦抗日主題的文藝活動,如“抗日救亡音樂會”、“救亡戲劇公演”(上演《松花江上》等劇),引導青年投身救亡運動。

三是澳門同胞不僅“出錢出物”,更有大批愛國青年、醫護人員等奔赴內地,直接投身抗日工作。澳門四界救災會組建“回國服務團”,奔赴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承擔戰地宣傳、參與戰地救護,甚至直接參加武裝鬥爭,有的獻出了生命。

四是以秘密方式協助救亡。由於日軍封鎖沿海,澳門愛國團體通過“秘密通道”(如經澳門與中山、珠海的陸路),將籌集或購買的物資分送廣東、廣西、湖南等抗戰前線。此外,澳門鏡湖醫院接收來自內地的傷兵和難民,並提供免費醫療。香港淪陷後,鏡湖醫院與濠江中學秘密協助轉移營救香港文化界名人,其中茅盾、夏衍等文化界人士就是經澳門轉移到內地的。

四、社團是澳門抗日救亡的組織基礎

從一九三一年“九 · 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逐步升級,從局部衝突擴展到全面對抗。相應地,澳門救亡賑難團體從初興走向高潮。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力的救亡賑難團體是在“九 · 一八”事件不久的十一月廿七日由澳門商人范潔朋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內地抗日將士捐輸事宜。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和北平發生的“一二 · 九”運動催生了澳門一批青年救亡及婦女互助團體,以讀書會、文學社、劇社、音樂社、歌詠團等形式出現,如“炎青讀書會”、“吶喊文學社”、“焚苦文藝研究社”、“青年音樂社”、“婦女互助會”等。分散的以趣緣為紐帶的青年救亡社團雖然自身不具經濟實力,但所從事的宣傳動員活動是無可替代的,並在日後與上層人士組織的慈善社團一起,成為大規模救亡賑難團體的組織基礎與動員載體。

標誌着中日之間全面戰爭的“盧溝橋事變”,激起了澳門華人社群的民族主義義憤,澳門救亡賑難團體走向爆炸式增長。

在澳門形形色色的救亡賑難團體中,比較活躍的社團有澳門各界救災會、澳門四界救災會、中國婦女慰勞會澳門分會,尤其是由諸原有民間社團中華總商會、同善堂、鏡湖醫院、中華教育會,聯合各行業各階層救亡力量組成的“各界救災會”。該組織幾乎囊括了澳門最重要的社團,涵蓋各階層愛國人士,成為澳門華人在抗戰前期統籌協調各項支援祖國抗戰工作的中樞組織,在其存在期間,集救亡賑濟的組織領導者與動員實施者於一身,功績昭著。最活躍的救災組織則是“四界救災會”(全稱“澳門學術界、教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

可見,澳門華人群體援助祖國抗戰是依託社團組織進行,反映了澳門社團的家國情懷。

五、青年力量始終站在時代前列

在澳門抗戰救亡運動中,最為活躍與主動的群體當屬青年。特別是抗戰宣傳與回國服務方面,青年更是肩負起主要責任,站到了抗日的前線。

一是抗日救亡宣傳。抗戰爆發之後,澳門青年組織團體分別在澳門與內地展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在澳門,由青年組成的讀書會、文學社、戲劇社、歌詠團等從事救亡宣傳,例如,綠光劇社、前鋒劇社等眾多文藝戲劇社團,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話劇,向澳門居民宣傳抗日。隨着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為標誌的全面抗戰到來,澳門青年組織回國服務團,開赴鄰近澳門的廣東城鄉地區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工作。

二是醫療救護。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澳門商會舉行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成立大會。救護團目的在於訓練青年救護人員,組織救護隊,實際參加救護受傷士兵、難民及宣傳防空常識。隨後,公開招收第一期學員,五十名澳門青年報名加入,接受急救、防毒、消毒及繃帶用法等醫療知識訓練,柯麟醫生親自授課。此舉標誌着澳門青年正式以醫療救護形式,投身到抗戰救亡。

三是戰地動員與武裝抗日。在澳門各界支援下,繼一九三七年組織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分批回內地開展抗日服務後,一九三八年十月,澳門地下黨組織動員澳門地下黨員和愛國青年回國服務。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年六月,回國服務團先後組織十個工作隊與一個機工隊共一百六十七名隊員,前往廣東的開平、番禺、順德等城鄉地區,從事戰地動員、機械修理等工作,甚至直接參加抗日戰鬥。一九三九年八月日軍進攻深圳的戰鬥中,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和游擊隊一起對日作戰,其中隊員梁捷在戰鬥中不幸犧牲。一九四○年底,加入廣州市區游擊隊的服務團成員侯取謙在番禺沙灣戰鬥中,為攻克日軍炮樓英勇犧牲。

可以說,在抗日戰爭期間,澳門本地雖然沒有經歷炮火,卻以其獨特的方式,為抗戰貢獻了澳門力量,體現了澳門華人的時代擔當,以及共赴國難的勇氣與決心,湧現出許多值得書寫的感人事蹟,成為澳門歷史上珍貴的記憶與財富,激勵與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澳門青年的家國情懷。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婁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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