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OK的平等與自由

在卡拉OK房拿起麥克風為另一個同事和音壯膽時，我才發現上一次在卡拉OK唱歌，已經是高中畢業的暑假了。那是畢業禮和敬師宴都落幕後的七月下旬，同學們對各自升讀的大學也幾乎塵埃落定，個別要赴歐美的同學更是開始準備離澳事宜，於是趁着彼此的友誼尚未分道揚鑣之前，十幾個相熟的同學朋友便約了一場卡拉OK。青少年時期既是成績品行兼優的學生，又是班長與合唱團成員，“偶像包袱”太重，臉皮薄也禁不起同儕的玩笑，於是一點也不享受這個活動。因此即使到大學，被喜歡通宵夜唱的卡拉OK文化包圍，我也從不參與。我寧願通宵騎腳踏車從新店騎到淡水河畔，或與厚實的文學作品奮戰到天明。

相隔十幾年，被幾個相熟的同事與主管推搡着進了卡拉OK房間。原本我只為了便宜的酒水小食和一個可以吐工作苦水的空間，一個與我同是九○後的同事卻開始沉醉在歌唱世界，唱着容祖兒的《心淡》和《逃避你》，就像是當年我與同學們各散東西前唱着的歌。

我是在陳奕迅的《1874》時加入和唱的，後來又時光倒流了一些，用紅紅的眼睛唱着許美靜的《傾城》、陳淑樺的《夢醒時分》和羅文的《幾許風雨》。沒想到在社會打滾了一些年後，我居然在卡拉OK房裡感受到高歌的自由與平等。沒有人嘲笑誰五音不全，麥克風的數量足夠讓需要宣洩壓力的人一起吶喊。大家都心照不宣，在這個房間裡，沒有上級與下屬、沒有我的部門和你的部門，所有笑聲、歌聲與哭聲，都只會留在這個房間。走出房間和這個街頭的夜晚，回到辦公室的白天，我們又會客氣地在抄送給一堆上級的電郵中看到彼此的名字，或在電話裡禮貌地討論工作，直到下一個相約自由與平等的夜晚。

波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