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十四年各界婦女發揮主力軍作用

巾幗同擔救亡責

抗戰十四年間，澳門從未遠離抗戰烽火，抗日救亡的時代旋律始終在澳門迴響。雖面臨內外交困的艱難局面，但在中國共產黨的團結帶領下，澳門的抗戰力量始終發揮着獨特作用，使澳門在抗戰中不缺位、不孤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緊相連。

本報記者 報道

募捐賑濟內地同胞

在支援抗戰上，婦女界貢獻良多。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澳門婦女界成立澳門婦女慰勞會（一九四〇年三月更名澳門中華婦女會）、中國婦女後援會澳門服務團以及花界救災會等組織，與澳門各界救災會、澳門四界救災會等全力以赴，將澳門華人社會的抗戰救亡賑難運動推向高潮。

澳門中國婦女慰勞會與澳門四界救災會互相配合，為支援祖國抗戰做了大量工作，如勸募救國公債、捐製棉衣及救援用品予前線將士。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澳門婦女會發起為鏡湖醫院賣花籌款，澳門各學校及社團積極響應，紛紛派出售花隊，當中成績最佳的隊伍依次為望德學校、鏡湖護士學校及勵群學校。

抗戰時期的澳門婦女，是澳門愛國救亡運動的倡導發起者，也是社會賑濟救災的主要組織和積極實施者。“九·一八事變”後，澳門各界發起成立“闔澳華僑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時，各行業婦女一呼百應，響應募捐籌款，賑濟內地受難同胞的號召，踴躍捐獻，表現非凡。一九三五年北京學生聯合發動“—二·九”運動，澳門各界婦女成立婦女協會、劇社、音樂社和歌詠社等社團，開展形式多樣的抗戰救亡宣傳。

史良來澳指導工作

抗戰救亡宣傳中，澳門各界婦女巾幗不讓鬚眉，激發各界婦女投身賑難救災運動的熱情不減，始終發揮主力軍作用。據《澳門人的抗戰》一書指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廿二日，澳門婦女慰勞會、中國婦女後援會和婦女互助社三團體聯合邀請救國會領袖、著名“七君子”之一史良來澳門指導婦女工作。史良在中華總商會發表《抗戰與婦女》的演講，闡述婦女參加抗戰的意義，又到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演講《抗戰期中青年的任務》，強調指出知識青年應喚醒一般青年的責任，以備真正為國家民族出力。其後史良還參加了全澳婦女界在平安戲院舉行的歡迎大會，說明抗戰救亡的責任男女各半，婦女民眾應擔負其自己應盡的責任。澳門婦女備受鼓舞，參與愛國救亡運動的熱情有增無減。

在澳門發起組織的中國青年救護團、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澳灣各界後援會、旅澳青年救亡移動劇隊、澳門公教進行會、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等團體中，都有各界婦女參與，為抗戰救亡搖旗吶喊，更是不容忽視的力量。澳門婦女慰勞會發起人梁定慧，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鄒魯之夫人。她是同盟會員，在三十年代中期創辦“廣東婦女傳習所”，收容無業婦女。抗戰時期組織“中大抗日戰地服務團”，奔赴港澳各地籌款、宣傳抗戰，參與宋慶齡、何香凝組織的抗戰救國活動。一九三八年，梁氏率“中大抗日戰地服務團“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會見周恩來、葉劍英等人。一九四〇年，梁定慧赴東南亞，在華僑中開展抗戰募款活動，回國後在韶關創辦“陳永軍民醫院”，醫治抗戰傷患。

深入前線救護慰勞

澳門婦女慰勞會主席是華商畢侶儉夫人莫翰聲，主要成員張瑞英是商會主席徐偉卿夫人，崔瑞琛是富商崔諾枝之女，徐煥榮是知名女西醫，楊惠馨是富商陳聲始夫人，廖奉靈是協和女中校長等，都是澳門婦女界的女中豪傑，頗有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

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的女隊員、歌詠話劇團的女演員、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的女青年，深入抗戰前線，在宣傳救亡道理、開展戰地救護、慰勞前線將士等方面均發揮重要作用。為中國抗戰救亡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書寫了澳門婦女抗戰的輝煌篇章。

在澳門華人社團籌募捐款的各項賑難援助抗戰活動中，澳門各界婦女往往走在活動的最前線，既有各中小學女教師、女職員、工廠女工及家庭婦女，不乏舞廳舞女和花界商女等都積極踴躍而為，不論上中下階層，不分老幼，也不論各行各業，不分宗教信仰，積極響應抗日救亡的募捐和獻金活動，以表達愛國之情，彰顯澳門婦女在抗戰救亡運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