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較量
第三則日記，“二月六日”記錄了“報載惠州失守”及香港敵僞活動情况，“今日報載惠州失守，又得消息說有個楊將軍很熟悉東江情形，願爲敵作嚮導（備註：《大公報》香港版因爲港英政府屈服於日本的壓力，不允許在媒體出現‘敵僞’‘日寇’等字樣，在抽檢之下，‘敵’字變爲空白），兼爲之買辦鎢礦，由其所設之礦業公司收買，此楊將軍據說是陳炯明舊部，是真名與否，待查。又，山崎這兩天在此地，有所活動。山崎係中山先生底朋友，設許多經濟研究所在中日都市裡，這裏底主任是森澤昌輝。”“鄂北越南戰况，日文報稱日本大捷。到底真情怎樣，不得而知。”
核對史料發現，惠州確實有一位“楊將軍”，也確實是陳炯明的手下。惠州史料介紹，距離陳炯明墓不遠的一座無名小山包上，還長眠着陳炯明的一位得力幹將——楊坤如。但是這位楊將軍一九三六年在香港去世，顯然許地山提到的“楊將軍”不是“楊坤如”。但跟隨過陳炯明又是少將、中將的還有好幾位楊姓人員，有的還在香港惠州兩地經商，也許“楊將軍”另有其人。
據查廣東惠州一九三八年十月開始，先後被日本侵略軍四次侵佔。在許地山生前，日軍佔領惠州有兩次，一次爲一九三八年，另一次爲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即日軍第二次侵佔惠州城。許地山在香港報刊得知惠州失守，也許是信息落差，不完全準確。
惠州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又是鎢礦的重要産地。作爲重要軍事工業原料，日軍早有覬覦之心。許地山查得“楊將軍”是陳炯明的舊部下，只是是否楊爲真姓名待查而已，說明許地山對重要事實不輕易下結論。抗戰期間惠州鎢礦大量流入敵手，卻是不爭的事實。
許地山在這一則日記提到的山崎，極有可能是《魯迅日記》注釋裏提到的山崎靖純（一八九四至一九六六年）。山崎靖純，一八九四年出生，日本經濟學家、國際評論家，一九三六年爲東京山崎經濟研究所所長，《讀賣新聞》經濟部部長。許地山提到這位山崎在中日一些大城市設立研究所，與山崎靖純的情况很接近。山崎靖純是日本“東亞協同體論”的倡導者之一。作爲“昭和研究會”的一些成員，不僅在近衛內閣時期，而且在整個侵華戰爭時期，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統治力量的重要成員，從官方、民間、個人三個方面支持日本對華侵略戰爭。（史桂芳：《日本“興亞”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二○二二年出版）
根據民國期刊庫資料，有關山崎靖純的中日關係文章與報道（直接與間接）有近百篇，集中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其妥妥的是一個中國通，是爲日本軍官主義服務的間諜。有熟悉中日關係史的學者指出，山崎所做的行爲，類似滿鐵經濟情報收集，是日本專門收集中國經濟金融政策、社會影響的諜報人員：
“關於西安事：覆日本山崎靖純函：附山崎靖純來函”，《新湖州》，一九三七年第一卷第一期，第十二頁。
“對華政策調整的基本問題”（與紫暾），《國聞周報》，一九三七年，第十四卷第二十期，第三十九至四十頁。
“東亞協同的經濟問題”（上），《新青年》（天津），一九三九年第四期，第八十二至八十五頁。
“華中中日通貨戰的檢討”（與鄭克倫），《新動向》，一九三九年第二卷第十期，第十七至二十二頁。
“日本今後的問題”，《神州日報》，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一版。
“事變解决的轉機”（與藍歌合作），《新動向》，一九四一年第十二期，第四至七頁。
“難關難度”，《時代》（上海），一九四○年創刊號第四十五頁。
等等。
這位山崎的言行，很快引起《大公報》（香港版）（桂林版）的注意，如報道敵國文壇中提到山崎，在《送別詹森大使》社論中（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提到了日本軍部喉舌的山崎靖純最近發表的《動亂之世界變化與其暗示之方向》，主張“危險之進”“做成大東亞共榮圈”。馮玉祥將軍一九四一年在他的《抗戰哲學》中提到“日本怎樣能堅持持久戰，讓敵國的經濟學者山崎靖純自己來招供罷”。
這位山崎在兩年後還與漢奸胡蘭成扯上了關係。有研究者指出，現存《和平運動之錯誤、糾正及再出發》一文序言來看，山崎爲胡蘭成寫序言，而胡蘭成則通過山崎靖純將中國國內機密件轉給日本原內閣參謀十河信二等當時已經失勢的日本改革派，“焉知池田拿了回去一夜之間翻成日文，送給谷大使看，谷大使又轉到東京外務省，連近衛文麿與石原管爾他們都看了。”（剡溪小北：《今生今世》的側證與補白：胡蘭成因一篇文章入獄，見剡溪小北公衆號，二○二三年八月十日）
許地山提到的山崎設在香港研究所的主任爲森澤昌輝，在民國期刊庫裏也找到一九四一年森澤發表的文章，以及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出版的《國際論文集》（中外出版公司）裏有其日文文章。其中一九四一年有兩篇在《南華日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與五日第七版刊登）的香港見聞：“一個外國人所見的香港”（一）（二）（玄女譯）。該文章詳細介紹了香港的人口、戰時經濟、華僑動態等。
第四則日記，“三月二十日（星期四）”。日記控訴日軍在深圳的暴行：“朋友說寶安日軍情形很詳細，最可記底是南頭日軍破民家神主來做木屐，不但是自己穿，還拿來販賣。對於死傷兵士用火化，或造一個大房子，把屍體堆在裏頭，灌上火油一把燒，或是把屍用鐵線穿起，取人家底床板、窗戶等等堆着燒。”
經查，日軍一九三八年佔領大亞灣。根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日香港《工商日報》的報道，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軍短暫撤離深圳的時候，將墟內商戶鐵閘、鐵門及其他五金類搜掠一空，用車輛數十輛將搶到的財務運往南頭的軍艦，轉運回日本；十二月一日，南頭日軍撤退時，縱火焚燒，而漢奸、地痞乘機搶劫。深圳墟經過日寇的蹂躪後，滿目瘡痍。一九四○年九月日軍再次佔領深圳，燒殺搶掠，對當地人民犯下深重罪行。
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就悄悄地駐紮在緊鄰南頭的西鄉，連共産黨的縣委領導機關，也設在日軍眼皮底下的南頭和西鄉。但是面對日軍在深圳設下的碉堡與重機槍炮，游擊隊的損失不少。許地山又指出，“這次淡水惠州失守，是游擊隊長□□□太忽略所致，（發表的文字，以下塗掉十餘字）……，以致敵軍攻進把人逮了許多。游擊隊與民衆毫無聯絡，屢屢失敗。”許地山的善意批評，完全是出於抗日事業需要而提出來的，相信應該會透過他認識的朋友告知游擊隊方面，進而在之後加强合作，提升戰力。（三之二）
福建師範大學
閩台區域研究中心
許地山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抗戰期間日本間諜在粵港澳行踪解謎
楊仁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