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姨

一九四二年，澳門冬日的海風裹挾着鹹腥和腐臭，從關閘一路捲向外港碼頭，捲向大三巴殘破的石階。陰雲壓在這片彈丸之地的上空，街道上擠滿從廣東、香港逃來的難民，他們蜷縮在騎樓底、店舖旁，像許多被潮水沖上岸、回天乏力的魚，張着乾裂的唇，等待一滴救命的水。烏鴉在街市上空盤旋，似乎緊盯着那些發紫的人類手指，等候着生命氣息的游離。

一

十歲的阿梅攥緊母親的衣角，穿過人群。她的布鞋早已磨穿，腳趾黏着街巷的污垢——那是混雜着雨水、嘔吐物和餓殍屍臭的黑色淤泥。鏡湖醫院的灰磚西洋拱門在望，門前排着長隊，有人捧着空碗，有人抱着垂死的孩童，呻吟。醫院外牆貼滿泛黃的政府告示，墨蹟模糊地寫着“限購米糧”、“黑市處刑”。

母親拉着阿梅閃進側門。走廊昏暗，藥水味混着血腥氣，長椅上躺着皮包骨的男人，他們的繃帶滲出黃膿和暗血，像腐爛的裹屍布。幸虧澳門沒有日本兵，否則，一番巡查，發現他們掌上的老繭，斷定是躲進的軍人，那就肯定拉去屠殺了。一位女護士叫住阿梅母女倆。她瘦得顴骨凸起，眼睛卻亮如火炬。她飛快地將一個粗布包袱塞進阿梅懷裡，又扯過一條褪色的襁褓帶纏在女孩肩上——包袱隨即被捆成嬰兒形狀，外裹破被襖，頂端還被扣着一頂繡紅鯉的嬰兒帽。

“背穩了，當它是你妹妹。”護士的聲音像刀刮鐵銹，“過了關閘，前山寨有戴藍頭巾的人接應……萬一遇到日本兵，就低頭，輕輕拍打包袱。”她往阿梅手心塞了半塊洗乾淨的番薯皮，“路上嚼這個。”

阿梅摸着包袱，稍稍掰開一看，發現裡頭是木瓜心、南瓜皮和一些發霉的番薯，零星散落的還有些許又硬又乾的粟米粒。她嚥着口水問：“阿媽，夠吃幾頓飯啦，為什麼不留……”母親卻猛地掐住她的手腕，指甲陷進肉裡，目光猶如雷電。

“大姐，拜託了。”女護士拍了拍阿梅母親的肩膀道。

“放心。你，照顧好我們的人呀。”母親眼睛的餘光落在那些裹着繃帶的男人頭上。

於是，母女二人混入人流。大三巴石雕的聖母俯視着街道，她的斷臂下掛着“大東亞共榮”的橫幅，彷彿是魔鬼詭異的笑容。沿途的茶樓貼着封條，當舖櫃檯積滿灰塵，一隻餓貓在啃食門板上“當”字的油漆。阿梅的包袱越背越沉，食物發霉的味道從縫隙裡鑽出來，依然勾引得她口水橫流。路過紅窗門街時，她看見牆角有個老人正把地上的粟米粒塞進孫兒嘴裡。那孩童旁邊，是一個躺着的沒有呼吸的人，瘦得辨不清男女。

關閘的輪廓漸漸近了。阿梅突然聽見包袱裡傳來窸窣聲——是粟米和南瓜皮摩擦的細響，還是嬰兒的嗚咽？她顫抖着想去摸帽子，母親卻一把按住她的手。前方，關閘外，隱隱有刺刀的寒光。

二

一九九二年夏天，廣東新會，蟬鳴聲從人面子樹上傾瀉而下，與遠處建築工地的打樁聲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那年我十歲，暑假某天，父母照例上班去了。家裡只剩我和從鄉下來照顧我的姑媽。

我正趴在桌上畫蒙面超人，突然聽見一陣急促的鈴聲——家裡上個月新裝的電話響了。那部灰色電話擺在櫃上，平時安靜得像件擺設。

“誰會打電話來？”姑媽用圍裙擦了擦手，快步走向電話。她拿起聽筒的樣子小心翼翼，好像那是個易碎寶貝。

“喂？邊個啊？”姑媽用濃重的鄉音問道。

我好奇地湊過去，聽見電話那頭傳來一個陌生的女聲，說着粵語，還夾帶着普通話口音。姑媽皺起眉頭，顯然聽得吃力。她只會簡單的普通話。

“你係邊個？我唔識你啊……”姑媽的聲音裡充滿困惑。

電話那頭的人似乎提高了音量，一字一頓地說着什麼。我聽見幾個斷斷續續的詞：“老朋友……西安過來的……”

西安？這個地名像一把鑰匙，突然打開了我記憶的某個角落。五年前，父親曾帶我去過那座古城，在那裡，我見過一位和藹可親的大媽。

“是不是叫蘇雪梅啊？”我對姑媽小聲嘀咕。

姑媽驚訝地看了我一眼，對着電話重複道：“你係唔係蘇雪梅啊？”

電話那頭傳來激動的回應。姑媽的表情舒展開來，連連點頭：“啱啦，老朋友，明仔識得你！”

掛斷電話後，姨媽摸着我的頭直誇：“明仔真係醒目，十歲仔記性就咁好！”

其實我記得蘇雪梅——蘇姨，是因為那次西安之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父親還在西安的一家工廠工作，每年只能回廣東老家一兩次。父親準備辭職返鄉的那年冬天，母親特意請了假，帶我去西安看父親。

告別古都前，父親帶我們去了許多名勝古跡——大雁塔、兵馬俑、華清池……但讓我記憶最深刻的，卻是去拜訪蘇姨一家的那個下午。

蘇姨家在工廠的家屬院裡，是一棟紅磚砌成的二層小樓。蘇姨個子不高，圓臉，眼睛彎彎的，說話帶着一種特別的腔調——既有北方的字正腔圓，又夾雜着廣府話的平仄尾音。當然，這是我多年後才總結出的形容術語。

她家陽臺上種滿了茉莉花，香味能飄到樓下的小賣部。

當初，我爸在西安人生地不熟。蘇姨的丈夫蔣主任是他的老領導，偏偏蘇姨又是廣州人，聽說我爸是廣東老鄉，特別照顧他。記得父親說過，他在西安那十年，每逢節假日都被蘇姨叫去家裡吃飯。她總說獨在異鄉為異客，能遇同鄉是緣份。

下午三點，門鈴響了。我搶在姑媽前面跑去開門，看見蘇姨穿着淡藍色襯衫站在門口，頭髮比記憶中白了許多，但笑容還是那麼溫柔。她身邊的蔣伯伯提着兩個鼓鼓囊囊的旅行包。

“阿明長高了！”蘇姨的廣府話還是帶着北方腔調，伸手比劃着，“上次見你才到我腰這兒。”她身上飄來淡淡的茉莉花香，和我記憶裡的一模一樣。

我爸曾說，蔣主任比他年長二十來歲，蘇姨則比我奶奶年輕十歲左右，似乎，我該叫蔣主任“爺爺”，叫蘇姨為“奶奶”。但蘇姨的小兒子小宏只比我大十歲，在他家時對我特別友好，還教我玩一種叫“華容道”的遊戲。據說那年月，他一看到我爸就特興奮：“譚叔叔來咯！譚叔叔來咯！”後來才知道，只有當他家裡來了客人，父母才會把菜做得豐盛些。想來想去，我還是喊他媽媽“蘇姨”算了。

他們帶來的禮物在茶几上堆成了小山：陝北的紅棗乾、臨潼的石榴，還有一本嶄新的《安徒生童話》。

蘇姨特意地讓我翻開這本書的扉頁，上面用漂亮的鋼筆字寫着：“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蔣友晨，蘇雪梅1992.7.20。”

那天晚上，媽媽提前下班回來，和蘇姨在廚房裡邊做飯邊用家鄉話聊天，笑聲一陣陣飄到客廳。爸爸買回來兩瓶汽水，破例允許我也喝幾杯。蔣伯伯和爸爸聊着這些年的變化——他已退休，小宏哥中學畢業去了廣州工作……

飯桌上，蘇姨放下筷子摸了摸我的頭：“這孩子記性真好，以後肯定有出息。”

窗外的月光透過藍格子的窗簾灑進來，我在茉莉花的餘香中迷迷糊糊地想，等過年的時候，要讓爸爸教我寫封信，寄給西安的蘇姨。

這次重逢後，蘇姨夫婦每隔幾年就會來新會一次。有時他們會帶上小宏哥。

三

二○○○年夏末，廣州的空氣像一塊濕熱的毛巾，緊緊裹住每一個初來乍到的外鄉人。我拖着兩個沉重的行李箱走出地鐵烈士陵園站時，立刻被熱浪和嘈雜聲淹沒了。旁邊就是父母給我報考的中山醫科大學。

“阿明！這邊！”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青年在人群中向我揮手。那是小宏哥，父親口中“在廣州可以完全信賴”的人。他接過我的行李，動作俐落地塞進一輛老式桑塔納的後備箱。

“譚叔叔身體好嗎？”

“還是老樣子。”

“你爸老早就給我打電話了，說要託我看好你，哈哈，大學第一天，加油！平時少出遠門吧？”

“我只去過西安。”

“那……我媽今天特意煲了湯，說要給新來的大學生補補。”小宏哥說的是純正的普通話，在當時的廣州已很常見。

東山區那些紅磚洋樓在夕陽下泛着溫暖的光。蘇姨的家是一棟三層小樓，門前有兩棵茂盛的玉蘭樹。推門進去，一股混合着陳皮、老火湯和木質家具的氣息撲面而來。

“來了啊。記性好的孩子就該學醫。”蘇姨笑容可掬，從廚房走出來，用圍裙擦着手。她比我想像中要瘦一些了，滿頭銀髮整齊地挽在腦後，眼睛卻亮得出奇。

那頓飯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清蒸鱸魚、白切雞、一碟碧綠的菜心，還有那碗煲了瑤柱和淮山的老火湯。飯桌上，蘇姨用帶着粵語腔的普通話詢問我的學業和家鄉近況，小宏哥則不時插幾句玩笑話。那一刻，遠離父母的孤獨感似乎被這溫暖的氛圍融化了。

飯後，蘇姨領我參觀房子。這時，二樓的書房裡，一幅澳門大三巴牌坊的掛畫吸引了我的注意。畫中的巴羅克式建築殘壁在夕陽下顯得格外滄桑。

“蘇姨，您去過澳門？”我隨口問道。

老人正擦拭書架的手突然停住了。房間裡安靜得能聽見窗外玉蘭樹葉的沙沙聲。

“去過。”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很輕，“在那裡住過三年。”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微微顫抖。

“澳門去年回歸了，您沒想過去看看嗎？”

蘇姨正在泡茶的手頓了一下，搖搖頭。滾水從紫砂壺口溢出，在茶几上留下一片深色的痕跡。

“有時候，記憶比現實更傷人。”她輕聲說，眼睛盯着那片水漬，“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澳門……那是逃難。明仔。”

我第一次看見蘇姨眼中泛起淚光。

她放下茶壺。

“那年我十歲，跟着父母從廣州逃到澳門。沒辦法，日本仔到處橫行。澳門那時冇日本兵。”

我忽然在腦海中浮現出一個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形象，她站在一堆廢墟前，眼神空洞得不像個孩子。

“我們以為安全了，但飢餓也很可怕啊。”蘇姨的聲音開始發抖，“澳門街，每天都有人倒下……再也沒起來。我親眼看見一個母親把最後一口粥餵給孩子，自己就餓死街頭。”

我的胃突然一陣抽搐，想起剛才飯桌上剩下的半碗米飯。

“澳門人叫那段日子做‘風潮時期’。飢餓像潮水一樣湧來，帶走一切。我們吃樹皮、吃老鼠……甚至……”她突然停住，搖了搖頭。

窗外的玉蘭樹沙沙作響，彷彿也在為那一段回憶唏噓。

“那為什麼還掛着那幅畫？”我小心翼翼地問。

蘇姨望向窗外的晚空，淚水無聲地滑過她佈滿皺紋的臉頰。“因為澳門畢竟給了我們活命的機會……有個地方叫同善堂，每日供應十桶粥，裡面還摻雜着眉豆黑豆，小孩人手分得一盒啊。米價是貴得驚人，一元錢只能買四両。一元十毫，一毫十仙，幾仙就能買個麵包。有錢你也未必買到米。可是，留在廣州，天天都可能碰到日本人的刺刀！”她的聲音哽住了，“每次看到那幅畫，我就會想起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人。”

小宏哥不知何時站在了門口，手裡端着一杯溫水。“媽，該吃藥了。”他眼神裡滿是擔憂。

那晚回宿舍的路上，廣州的霓虹燈在我眼中變得模糊。我忽然明白，蘇姨家中那幅澳門風景畫，其實並不是裝飾。

從那以後，蘇姨家成了我在廣州的第二個家。幾乎每個月，我都去一兩趟。

起初，我感激這種關懷。但隨着時間推移，我開始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室友們周末去爬山、逛博物館、參加社團活動，而我只能乖乖去蘇姨家報到。

有時候，長大是要以痛苦為代價的。當一個人自以為掌控了自身命運時，哪怕是親情的捆綁，都會滋生厭倦。我漸漸用各種藉口逃避去她家，甚至不接她電話，不回她信息。

四

一轉眼，五年就要過去了。

有一天我正埋頭在一堆解剖筆記中，手機突然震動起來。是小宏哥的訊息：“阿明，你認不認識中山醫肝膽科的教授？我媽最近檢查，情況不太好……”

我皺了皺眉，手指在熒幕上停頓了幾秒。蘇姨病了？前次去她家時就注意到她臉色枯黃，眼白泛着不健康的渾濁，那時我心裡隱約閃過肝病的念頭，但總覺得與自己無關，便沒多問。

“劉大一教授很權威，你們可以找他看看。”我回得輕飄飄的，似乎這建議有多高明。

日後，我才慢慢意識到自己的搪塞是多麼的愚蠢和冷漠。誰不知道中山醫肝膽科的教授劉大一？網上一搜便是他的資料，小宏哥問我，無非是希望我能幫忙牽個線，哪怕只是打聽一下門路也好。可我連這點人情世故都懶得應付，只覺得麻煩，好像他們的困擾打擾了我“寶貴”的學習時間。

畢業前，我簽約預備去鏡湖醫院，竟然就在蘇姨呆過的澳門！臨行前我禮節性去了蘇姨家一趟。小宏哥開門時卻神色疲憊，輕聲說：“媽在床上昏睡，最近……不太能見客人了。”我識趣地點點頭，突然尷尬得臉紅耳赤。

如果，當時我能多一點耐心，少一點自私，或許能為她做點什麼。哪怕只是多問一句、多跑一趟，結局可能都不太一樣。我學了那麼多醫學知識，卻始終沒學會如何好好對待一個關心我的人！

澳門的生活忙碌而新鮮。鏡湖醫院的工作節奏很快，我慢慢學會適應新環境。但偶爾，我會想起蘇姨和小宏哥。直到兩年後的一個雨天，我在醫院附近的咖啡廳遇見了來澳門出差的小宏哥。

“我媽小時候在澳門生活了幾年，一直對這裡有特殊感情。”

小宏哥說，“知道你去鏡湖醫院工作，她特別高興，說這是緣份。當初，她也來過這家醫院呢。”

五

一九四二年，澳門的某個冬日，異常潮濕陰冷。十歲的阿梅蜷縮在木板搭成的棚屋裡。她瘦小的身體裹在一件補丁摞補丁的棉襖裡，那是她母親用三件舊衣服拼湊而成的。

“阿梅，過來。”母親蹲在牆角輕聲招手喚她。手腕細得像竹竿，皮膚下凸出的骨節清晰可見。自從日本人控制了澳門周邊的糧食運輸，她們已很久沒吃過一頓飽飯了。

“唔使驚。我陪你走。”母親壓低聲音，“從關閘出去，沿那條黃泥路走，過了河就是前山寨。那條路上有幾個墳，裡面掏空了，沒棺材和死人。日本兵追的話，可鑽進去躲起來。”

阿梅點點頭，喉嚨發緊。她聽說關閘外那邊有日本兵把守，上周鄰居陳叔試圖帶木柴過去，被刺刀挑開了肚子。

“你負責背東西。今天我們先去鏡湖醫院領個包袱。領完了，跟我走。”她示範着動作，“日本兵看見帶東西的大人會搜查，但對小孩，尤其是帶着嬰兒的，可能會粗心些。另外，你記得怎麼帶阿妹的嗎？要時不時拍打背帶裡的妹妹，假裝哄她睡！”

“如果……如果他們一定要查呢？”阿梅的聲音細如蚊蚋。

母親停頓了一下，“那就讓他們查。只是一些爛粟米和爛番薯，日本兵看不上的。”她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線下顯得異常明亮，“但記住，無論發生什麼，任何時候都不要慌！”

離開鏡湖醫院，天剛濛濛亮，母女倆就出發了。

阿梅走在前面，背着偽裝好的“嬰兒妹妹”。那“襁褓”比她想像的重，粟米粒摩擦南瓜皮發出細微的沙沙聲，裹挾着駭人悚然的想像。

出了關閘不遠，只見有兩個日本兵站崗，鋼盔下的眼睛像鷹隼般掃視每一個路人。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着長棍。腳下有塊破席子，中國人路過，動作被認為做得不夠虔誠時，日本兵便會破口大罵，繼而掄起棍子往死裡打。

阿梅感覺腿在發抖，母親在後面輕輕捏了捏她的肩膀。她便下意識地拍打襁褓，幻想裡面睡的是妹妹。

“哭。”母親用只有她們才能聽見的聲音，命令。

阿梅愣了一下，隨即明白過來。她開始抽泣，聲音由小變大，最後變成嬰兒般尖銳的啼哭。

一個日本兵皺眉走過來。

母親立即連忙上前解釋道：“孩子餓，太君，孩子餓……”

日本兵狐疑地盯着阿梅背後的襁褓。阿梅的心跳快得幾乎要蹦出胸口，她能感覺到汗水順着後背往下流。日本兵突然伸手要掀開襁褓的嬰兒帽。

阿梅再次大力地拍打“襁褓”：“阿妹，就快有嘢食啦，唔好哭啦。”

日本兵的手懸在半空，看着她們衣衫襤褸，上面掛滿蝨子和灰土，還有臭味撲來，臉上便露出厭惡的表情。

“走！滾開！”他揮着手，操着蹩腳的漢語，像趕蒼蠅一樣驅趕她們。

阿梅母女幾乎是小跑着通過關閘，直到走出老遠，她的身體仍在不受控制地顫抖。

中午時分，她們終於到達前山寨一處廢棄的祠堂。母親在門上有節奏地敲了幾下，片刻後，一個戴藍頭巾的男人謹慎地打開門。

“燕姐，你們來了？”男人看到母女倆，明顯鬆了口氣。

母親點點頭，迅速解開襁褓。令阿梅震驚的是，母親從爛番薯南瓜皮底部摸出三個小鐵盒，上面印着英文：“拿好了，醫院出的貨。”

“太好了！”男人如獲至寶地接過，“前線的隊員等這個救命啊！”

阿梅瞪大了發呆的眼睛。她一直以為只是來送糧食的呢。

男人注意到阿梅困惑的表情，蹲下身道：“小妹，這些藥能治槍傷，黃金都未必買得到。”

阿梅愕然望着母親，好像明白，也好像不明白。

三年後，當澳門街頭傳來日本投降的喜慶消息時，阿梅已十三歲了。她站在擁擠的街頭，看着人們歡呼雀躍，卻怎麼也笑不出來。

母親沒能等到這一天。一九四四年冬天，在連續餓了十天後，母親躺在床上再也沒有起來。臨終前，她乾裂的嘴唇蠕動着，說想喝一碗蓮藕豬骨湯。

“那時候連米都沒有，哪來的豬骨？”多年後，她對兒子小宏說，“當年那裹藍頭巾的人，大概率是東江縱隊的遊擊隊員。那幾盒，應該是盤尼西林。唉，我如果晚出生十幾年，就去考醫生或護士。每次經過鏡湖醫院，我都這麼想。”

六

聽完小宏哥的敘述，我的視線模糊了。我突然明白，為什麼蘇姨對我有着超乎尋常的關懷——那不僅僅是對故人之子的照顧、對後輩的期許、對同鄉遊子的牽掛，還有對命運中揮之不去的巧合與緣分，念念不忘。

而我當年卻有意無意地辜負了這份情意。

“蘇姨，身體還好嗎？”我試探着問。

“我媽前年去世了，膽管癌，但走得很安詳。”小宏哥淡淡地說，“謝謝你，還有中山醫的劉教授。”

林 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