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功能弱化的成長隱憂

近年來，“走水貨”活動呈現年輕化趨勢。走私集團開始招攬青少年及學生加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例如，早前海關截獲一名十六歲學生將八部舊手提電話纏在腿部，試圖偷運出境。又如，今年年初，有水貨集團被揭發涉嫌聘用輟學青少年走私電子產品，並提供本澳中學校服扮作學生掩飾，涉案三名本澳青少年，年齡介乎十六至十七歲，每次帶工費約二百元人民幣。

不少涉案青少年由於年齡尚小，入世未深，未充分意識到違法行為須承擔的法律後果，容易被不法之徒以蠅頭小利利誘，甚至誤信“賺快錢”並非大錯。更嚴重的是，家庭對此現象的直接或間接推動作用，令問題更加複雜化。就如曾有案件被揭發，跨境學童陪護家長利用豁免限次通關政策，頻繁往返珠澳兩地進行走私活動，個別家長為了賺取帶工費，不惜讓子女參與螞蟻搬家式“走水貨”。

“走水貨”年輕化背後，是家庭教育、監護與價值塑造的缺失。社會學者班杜拉的社會學習論指出，青少年的行為模式往往取決於對身邊成年人的觀察與模仿。當父母本身對法紀抱持輕視態度，甚至公開示範或縱容走私行為，子女就會在不自覺中將這些違規操作內化為“合理的謀生手段”。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走水貨”從家庭潛規則逐漸轉化為青少年價值觀的一部分。父母的行為不只是一時的選擇，更是在子女心中樹立了如何面對利益與規則衝突時的應對典範。

另一方面，犯罪學者赫希的社會控制理論認為，家庭若無法提供穩固的情感依附、有效的行為規範和持續的監督，孩子就會缺乏對主流社會規則的認同與承諾。當家庭監管功能弱化，父母忙於工作、忽略與子女的溝通和陪伴時，青少年的歸屬感及規範感受損，容易產生孤立無援或被社會疏離的心理，進一步增加其被不法團體誘導的風險。缺乏監督、不被重視的孩子往往更渴望認同與歸屬，他們可能在走私集團中找到“機會”與“認同”，進一步偏離正軌，無視法律與社會規範。

歸根究底，從社會學者莫頓的緊張理論解釋，社會結構對資源的分配不均及由此導致的制度性機會受限，是青少年與其家庭選擇走私這條“捷徑”的深層動力。社會普遍將財富與地位視為成功的文化目標，但合法達成這些目標的渠道並非人人平等。當家庭因經濟壓力而難以經由正規手段（如正職工作）達致社會期望時，就產生了文化目標與制度手段的結構性脫節，這正是緊張與挫折的來源。

在這樣的背景下，家長被期待扮演“經濟支柱”與“道德典範”雙重角色，然而，當經濟壓力沉重，生存焦慮籠罩整個家庭，父母往往在“合法勞動”與“走私賺錢”之間做出功利性權衡，當他們無法從正規途徑找到滿足目標的手段，便依賴於非法行為來應對現實困境，進而將成人世界的價值混淆傳遞給下一代。面對家庭現實的無奈與焦慮，青少年自然而然地模仿長輩的“手段”，將風險與收益進行自我評估，最終走上與社會主流價值背道而馳的道路。

由此可見，家庭功能失衡與監護責任弱化已成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重要推手。在價值觀的傳遞方面，當家長將走私謬誤認定為“低風險高回報”的打工方式，而未向子女傳授合法勞動的尊嚴與守法原則時，孩子便容易將走私視為正當選擇，削弱了原本應有的道德屏障。在日常監護層面，對子女行蹤與心理狀態的疏於關注，使得走私團伙在孩子最脆弱的時刻便輕易拉他們入伙。在法治意識方面，監護人對“教唆未成年人走私”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毫無所知，以為只要繳納罰款便可全身而退，低估了其嚴重性和後果，這種法律常識的匱乏與責任逃避，既削弱了家庭的道德規範功能，也讓孩子喪失了基本的法治觀念，極易使他們在社會的地下世界越陷越深，日後可能會輕易嘗試運帶“帶工費”更高的物品過境，例如毒品或違禁品，為其未來可能涉足更高風險的犯罪活動埋下隱患，有礙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家長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也是其社會行為的榜樣。唯有啟動家庭的正面力量，加強監護責任，修補親子情感，並賦予孩子正確的人生導航，青少年方能遠離犯罪誘惑與偏差行為。守護下一代的成長，社會與家庭責無旁貸。

陸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