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時憂事與吃吃喝喝

又想起了許知遠的《十三邀》其中一場與蔡瀾的名場面。

許知遠問：怎麼平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與生活之庸常？蔡瀾說“吃吃喝喝後才可以平衡”。許知遠又問：你父親講的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有困擾你嗎？蔡瀾說：“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沒有必要；要是我一個人可以改變的話，我就去灑熱血斷頭顱。我認為有時候我沒有這個力量，改變不了，所以我就開始逃避嘍，吃吃喝喝也是一種逃避嘛。”

一個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是吃吃喝喝可以逃避；一個步步進逼，一個推搪到底。面對面的兩人彷彿在不同時空隔空交手，一個橫刀立馬，一個柔弱如棉，力無所着落處。

中國人一向有着熱衷於宏大敘事的傳統，熱衷於以成敗臧否人物，只以當下社會上普遍的價值觀判斷人物，卻疏於探究現象發生的前因後果；熱衷於把自己幻化為歷史的審判者，不甘於當冷靜的旁觀者或研究者。脫離歷史語境下的宏大敘事，空降到吃吃喝喝的詭辯中，就不難理解為何許知遠面對蔡瀾的嚴肅詰難，成為眾皆譁然的笑場了。

月前結束的香港書展上，香港《大公報》記錄了李歐梵與許子東兩師徒進行的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談——從魯迅到張愛玲。

從魯迅穿透時代的宏大敘事到張愛玲細膩剖析的市井眾生，是兩種看似迥異其實互補的文學視角。兩條平行軌跡交匯，恰恰印證了文學書寫歷史與生活的雙重使命。

我認同許子東所說的：“魯迅的偉大無人質疑。在我看來，張愛玲和魯迅是不可比的，其實茅盾、老舍、沈從文都不在張愛玲之下。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會將魯迅和茅盾、老舍作比較，因為他們都朝着同一方向——感時憂國，描寫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繼而拯救中國。而張愛玲討論的問題是老百姓怎麼過日子，她說，人生是為了求和諧而鬥爭的，不是為了鬥爭而鬥爭的。”

花 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