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較量
——抗戰期間日本間諜在粵港澳行踪解謎
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著名文學家、學者許地山（筆名落華生）突發心臟病在香港寓所去世後，《大公報》（香港）文藝版編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又稱文協香港分會）理事的楊剛，從許地山夫人周俟松那邊借得許地山日記本。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許地山去世後的第十天，《大公報》香港（第八版）刊發了許地山日記，然後《大公報》（桂林版）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轉發。這兩家報刊刊登的日記內容基本相同。僅刊登一天之後，就不再續刊。在許地山日記遺失的情况下，這一版的許地山日記顯得尤爲珍貴。如今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的重要時刻，重新細讀這部分許地山日記，讓筆者感慨萬千，也無比動容，更爲被楊剛丟失許地山日記這一件事情而深深惋惜，否則許地山的日記，尤其在其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在香港大學工作期間的日記內容，將成爲揭露日本人在侵略粵港澳期間犯下罪行的有力證據。本文簡要分析許地山這三四天日記的時間、內容背後的重要信息，這對我們了解許地山及粵港澳抗日力量所從事的、不爲人知的反法西斯事業，有着重要意義。
許地山有每天記日記的習慣
許地山，名贊坤，小名叔醜，後以字“地山”行，筆名落華生，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於台灣省台南市現今延平郡王祠側之“窺園”。父親許南英（一八五五至一九一七年），進士出身，有詩詞集《窺園留草》行世，爲一愛國愛家的讀書人，生平最爲景仰北宋大詩人黃庭堅（山谷），因此爲其三、四兩男分別取字敦谷、地山。許地山從幼年時代到十八歲，是在廣東接受教育，對廣東歷史文化非常熟悉。他參加過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作家。他接受中西文化的系統薰陶，在比較宗教學、社會學、教育學、人類學、哲學上有極深的造詣。他是抗日的第二代，身負對日本侵略者的家國仇恨，致力台灣解放事業，投身文化抗日，留下讓後人敬佩的文學與學術著作。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大公報》（香港版）副刊在許地山日記前面有一段不署名的前言，寫明瞭摘錄許地山幾天日記的目的：“許地山先生在抗戰中對於國內狀况與敵人活動的關心和注意，流露在他一天不漏的日記中間。在這裏，我們抽出幾段關於敵情的來發表，用以紀念先生的努力並資警惕。許夫人容將許先生的遺著發表，不盡感謝。”
目前所知，除了這幾天日記外，許地山先生的其他日記內容沒有得到披露，也找不到完整的史料。一九四一年的七至八月，廣東基本淪陷，日軍已在港澳海面附近集結。在日軍準備進攻香港前夕，港澳形勢十分詭異複雜，各方勢力都聚集在這彈丸之地進行着明裏暗裏的殘酷較量。如今看來，楊剛選登許地山日記，固然能引起民衆警惕，但同時也可能將與許地山接觸過的人員暴露在日本侵略者的黑名單裏，給他們帶來極大的生命危險。這是不是後來許地山日記不再刊登的重要考量。但鑒於許地山日記極有價值，致使楊剛一直放在手裏未能及時歸還給許夫人，最終發生許地山日記被楊剛不慎遺失在輪船上的憾事。
許地山爲抗日事業繼續學習日文
第一則日記（一月七日，星期二），許地山寫道，“上午上課。下午檢閱混元聖紀。接金龍蓀自昆明來信。下午五時習日文。”
經查，這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的許地山日記，這一日正好是星期二。
這一部分的日記內容透露許地山在香港大學上午給學生上課，下午接到知名哲學家金岳霖（時爲西南聯大教授），即金龍蓀先生從昆明的信件。
此時的金岳霖正在西南聯大給學生上《邏輯學》，而著名的文學家沈從文一口一個“老金”地叫着。至於金岳霖給許地山的信件內容，目前還沒有查到。
金岳霖（一八九五至一九八四年），湖南長沙人，與許地山幾乎同齡，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金岳霖於一九一七年獲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士學位，一九一八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碩士學位，一九二○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曾經任教於美國喬治城大學。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回到中國，任教於清華大學。金岳霖在一九四○年完成了他最喜歡的書籍《論道》，這本書也是他寫過的最形而上學方面的著作，一九四五年由商務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系統地闡述了金岳霖對於宇宙、人生、知識等根本問題的哲學思考。同時，在西南聯大期間完成《知識論》。金先生給許地山來信內容，目前尚不爲人知。是不是正如金岳霖先生自己所說，他從來不談哲學，談得最多的是建築與字畫，特別是山水畫（金岳霖：《金岳霖回憶錄》，第四十七頁）。
許地山是當時代比較宗教學、印度哲學、文化人類學的權威，在新文學領域上有獨特的寫作視角與文風。日記裏提到“而後檢閱混元聖紀”以及學習日文。經查《混元聖紀》， 又名《太上老君混元聖紀》，由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蘋撰，其中“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此時的許地山正在編寫道教史料。
而許地山學習日文，並不是說他在一九四一年才學習日文。許地山是懂日文的，但沒有他留學日本學繪畫的三哥許敦谷日文好。早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許敦谷口譯、許地山筆錄、校正的論文《西域佛教之研究》（日人羽溪了諦著）》在《燕京學報》第四期發表。在目前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裏的許地山藏書中，有好幾部、幾十册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文物、文化以及東南亞的書籍，如《亞洲之光》。許地山還翻譯、研究日本學者的其他研究文章。除了日文書籍外，許地山還有一本自學日語的書籍，如今也靜靜地躺在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裏，以此可以證明他自學日語的動機與抗敵有很大關係。
日偽間諜人員在粵港澳活動
情況重要信息
《大公報》（香港版）許地山日記共刊登了四則（即四天日記），分別爲“一月七日（星期二）”、“一月十五日（星期三）”、“二月六日（星期四）”及“三月二十日（星期四）”。
根據日曆表，這些日記應該都是一九四一年一至三月的內容。
第一則日記還記載，“一月七日（星期二）”：“這幾天外界謠傳日本南進政策積極進行預備，據說大有一二月間佔據香港之勢。這要看南支派遣軍及台灣司令官底態度怎樣，因爲敵政府實在無力控制在外軍人底行動。現日領事館武官室已結束，鈴木已去。據說這是英政府所要求底，因爲武官實在是情報部，英人對此不能不注意底。現在還有一個爲日本的台灣新竹人，在港做點情報工作。它是客家人，有日本姓名，台灣漢人近來有所謂‘台人皇化運動，要求改用倭姓倭名，且得倭姓名爲榮，什麽‘田中’‘松本’等等，大有風行之勢。從前台灣漢人是不許用倭姓名底，現在這樣辦法，實在是一種毒辣手段，可惜無知的台灣人不明白。”
這則日記記錄的信息很豐富，一是對日軍可能於一九四一年頭二月佔據香港作出了許地山自己的研判，即得看日本南支派遣軍與台灣日軍的意見。所謂“派遣軍”並非是侵華日軍的一級固定編制，而是某一個海外派駐兵團的臨時性“番號”。一九四○年侵華日軍華南方面軍曾出版過一本《南支派遣軍》畫册，以圖文形式記錄了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間，日本南支派遣軍在華南廣東、福建、海南等地的侵略作戰過程。而侵華日軍南支派遣軍在佔領廣州之後，在維新路（今廣州起義路）原國民政府廣東省會警察局（今廣州起義紀念館）設置南支派遣軍憲兵隊本部（亦稱廣州中央憲兵分隊）。一九三九年二月，日軍佔領海南島。一九四○年六月，日軍實施廣九作戰，在廣東寶安南登陸，攻佔了毗鄰香港的深圳，完全封鎖了香港。日軍隨即對進攻香港所需的作戰資料進行調查，並調遣了戰機、海軍艦艇等戰略物資，同時掌握了香港佈防資料。一九四一年二月，日軍又在大亞灣登陸，攻佔了淡水，切斷了香港通往韶州的運輸線。許地山的日記就是涉及在這一特殊時間的內容。
而許地山提到的鈴木，全名爲鈴木卓爾，是日軍中佐，也是日軍駐香港的武官，他透過當時香港大學的張治平教授（也是國民政府軍統在港人員），試圖與重慶的宋子文建立聯繫，試圖誘降蔣介石。一九四○年，國民政府軍統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三月在香港（東肥洋行）、六月在澳門與日本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交涉，這是所謂“桐計劃”的一個環節。楊天石在《“桐工作”辨析》，（《歷史研究》，二○○五年第二期）中指出，雙方曾在港澳多次秘密會談，就中方來說，只不過是軍統特務爲刺探日軍情報而採取的權謀，派出的人、出示的文件都是假的。而日方香港機關負責人爲誘惑重慶人員而設局，企圖實現所謂的“巨頭會談”，哄騙中方。蔣介石後來下令審查參與談判的張治平。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稱，自己是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第二四課長，以“滿鐵工作人員身份”南下港澳，參與日方設計是“桐工作”談判（第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頁），鈴木曾向“宋子良”（藍衣社成員曾廣，後在浙江被日本憲兵隊捉住被押送到上海監獄，他堅信日軍必敗）提議，“迅速派遣能够負責重慶政府中樞政策的秘密代表來香港，同日本方面的秘密代表互相開誠佈公地會談”。日方要求“中國必須停止抗日，中國必須承認滿洲國，中日簽訂防共協定，內蒙作爲特殊地區，中國應給予日本人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權”等 （《金井武夫回憶錄》，第一百四十七頁）。
張治平，曾在冀東政府工作，是北京的新聞記者。他曾在牛津大學讀書，從上海聖約翰大學時與宋子良認識（《金井武夫回憶錄》第一百四十三頁），幾時到香港大學任教授，目前未查到確切的史料。在香港舉行會談的第二天，金井武夫稱，張治平特別要求見鈴木，面交了一個便條：“根據昨夜蔣介石派來的特使，日本軍中的某人在上海對中國新聞記者透露了這次的香港會議，這違法了會談前開始的約定，因此希望採取嚴加取締的措施。”（《金井武夫回憶錄》，第一百五十頁）
當時日軍對香港滲透極深：“這期間（一九四一年），日本方面有總司令部特派人員阪田誠盛跟華南秘密結社的洪門致公黨保持密切的聯絡，由於他們的頻繁活動，所以機場和船碼頭等重要地點都配備了監視人。……每天讓啓德機場的中國人主任送來每天上下飛機的人員名單。”（《金井武夫回憶錄》，第一百四十五頁）
金井武夫稱，一九五三年張治平在日本告訴他內幕：“這個會談是在蔣介石和戴笠直接領導下的極密的事情，重慶政府也是寄予了極大的期望的，但中途泄露了秘密，因此受到行政院副院長和駐美大使的責問式的批評。”（《金井武夫回憶錄》，第一百八十一頁）
許地山對台灣人充當日本漢奸極爲痛恨，將一位在香港的新竹客家人稱作“牠”，更是對日本台灣殖民當局推進的“皇民化政策”危害的深深憂慮：“什麽‘田中’‘松本’等等，大有風行之勢。從前台灣漢人是不許用倭姓名底，現在這樣辦法，實在是一種毒辣手段，可惜無知的台灣人不明白。”如今民進黨當局切香腸方式不斷在台灣島內推進“去中國化”“文化台獨”的分裂行徑，臣服美日强權，美化日本殖民，其根源來自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
也就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這一天，郭沫若、許地山、茅盾、許廣平等向世界文化界發出共同抗日的呼籲（《大公報》（香港），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許地山抗日的意志與決心從未動搖過。
第二則日記，“一月十五日”（星期三）：“據最近兩天底消息，有個日軍部人員山懸初南在澳門活動，他穿了中國衣服，完全不與日人往來，因爲避人底耳目，整天在中央酒店裏聽報告，有許多漢奸去與他接洽。”
許地山這則日記，記載了日軍間諜僞裝成中國人在澳門（澳葡政府管治下）活動的情況，地點是澳門的中央酒店。
坐落在澳門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俗稱：新馬路）上的新中央酒店落成於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當時名為總統大酒店），是當時全澳最高酒店，也是澳門第一間設有電梯的酒店。據相關資料顯示，一九三○年豪興公司對酒店內的賭場進行了富麗堂皇的裝修，爲客人提供各種時尚服務。二十世紀初，當時的澳葡政府爲改善澳門城區街道情況，開始謀劃在城區的中心由北至南開通一條筆直的新馬路，工程由一九○九年展開，至一九一八年完成，歷時十一年。新中央酒店由當時澳葡政府工務司的工程師蒙地盧 · 卡瓦略負責設計，他同時亦爲仁慈堂安老院以及大西洋銀行總行大樓等本地折衷主義建築代表作的設計者。在他的精心設計下，新中央酒店成爲了澳門首座展現現代主義建築美學的建築，亦是當時澳門首座且最高的摩天大厦，又被稱爲“葡萄牙帝國最高酒店”（見蕭頌銘：“澳門新中央酒店重開：百年老店再現輝煌”，香港《紫荊》，二○二四年八月五日）。這所酒店於一九三八年曾舉行舞場義賣，一次募集數千元。
我們知道，許地山在香港的六年多沒有明確的史料提及他再去澳門過（一九三四年初訪問過澳門），但他對澳門敵僞情況的關注依然非常敏感。
（三之一）
福建師範大學
閩台區域研究中心
許地山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楊仁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