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輿論場凝結《惡意》

近期上映的懸疑片《惡意》由陳思誠監製，來牧寬、姚文逸共同執導，張小斐領銜主演，梅婷、陳雨鍶、楊恩又、李庚希等女性演員共同出演，以女性視角為主呈現劇情的多重反轉。

影片開場引出濱江三院發生的一起墜樓案，具有網絡知名度的女孩“抗癌天使”靜靜與護士李悅在雨夜一同從天台墜落，靜靜母親尤茜崩潰指控親眼目擊李悅謀殺，資深記者葉攀在調查中先後懷疑李悅及尤茜有殺人動機，其撰寫的報道經媒體公司發佈引發輿論，事態逐漸失控。

影片結構完整，採用三重反轉將觀眾注意力依次聚焦到處於輿論中心的被貼上“惡護士”標籤的李悅、“惡母”尤茜及“惡女”葉攀。李悅墜樓後陷入昏迷期間，因其食煙、飲酒、去酺（後被證明實為在跳舞室練舞）等涉及私生活視頻廣泛傳播而被網民批判“道德敗壞”。其與主治醫生的戀情曝光更使得網絡觀者將靜靜的墜亡定性為因撞破其私情而慘遭毒手，從而加重其殺人嫌疑。隨着記者葉攀以及警方的調查深入，一段ICU監控流出——靜靜母親尤茜在病床前，面對女兒脫落的呼吸機管道猶豫的幾秒，成為網絡指控其利用女兒病情謀財後害女的證據。伴隨尤茜昔日陪酒的視頻以及懷孕新生兒的信息發酵，尤茜多年付出被忽視甚至曲解，在輿論裹挾下被定性“惡母”。尤茜情緒崩潰下的跳樓自殺使得輿論三度反轉，即便尤茜獲救，網絡槍口仍對準最初事件的新聞調查及報道人葉攀，隨着葉攀被指“殺人記者”，影片裡三位事件中的主要女性均被打上“惡女”標籤。

影片看似敘事中心在“惡

女”，實則通過影片名稱《惡意》暗示事件歸因不在任何一個人身上，而在於無法聚焦個體的場域情緒。對比影視化的原小說標題《惡女阿尤》，《惡意》的名稱改動將視覺重點從核心人物尤茜身上移開，通過引導觀眾跟隨葉攀視角進行調查，更突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輿論塑造者、介入者視角，而非代入單一的輿論受創者角色。這樣的視角重心改動更彰顯影片不在於突出一個具體事件，而是試圖介入更廣泛的社會現象討論——靜靜的死並非他人預謀或衝動謀殺，而是一個重病的孩子考慮家庭和自我後的悲劇選擇；李悅在尤茜目擊中推搡的動作實為拼命救人；尤茜在病房監控器下面對女兒經年累月的痛苦產生一瞬糾結，卻不捨也不忍她離開。這場事件沒有法制意義的案件兇手，卻存在法治意義的非理智推手；惡意不源於具體指名道姓的個人，而出自伴隨網絡飛速發展形成的言論場域。這片場域難以控制地順遂流量與情緒導向凝視每一個社會事件，審視每一個人；但被凝視的人回望回去，只能看見一片惡意凝結的虛無。

《惡意》對於近年伴隨互聯網發展頻發的網絡暴力事件的留意觀察是敏銳的。影片並非對互聯網流量一味批判，而同時注意到流量的雙面性——記者的報道使得靜靜在公共援助下接受醫療，傳播了家庭間動人的扶持與羈絆；卻也使得靜靜作出的結束生命的決定，成為鏡頭凝視下對護士和母親繼父的社會道德審判。然而，影片在觀感上受到的爭議，使得議題討論呈現的社會責任感與影片較生硬的敘事構成了分離。根據觀眾反饋，影片帶給觀眾的不良體驗在於過多的觀點輸出，甚至給人說教的觀感；影片的情節推進與意識形態呈現也多通過台詞達成，懸疑感也多通過角色情緒崩潰、背景音樂生硬推動產生。可以說，這是一部有流水線化特徵的反應社會現象的商業片，具有社會反思價值，但距離一部精細打磨的情感和美學作品尚存距離。

此外，雖然影片前期宣傳中多以女性視角作為賣點，打造“大女主”、“惡女反轉”敘事，影片也確實以女性角色作為敘述中心，但仍然存在男性中心敘事的慣性——對於“惡女”的判定仍然建立在“蕩婦羞辱”之上，即便葉攀作為調查記者對收集到的信息試圖謹慎判斷並試圖理智把控傳播策略，她在面對李悅私生活“醜聞”時，仍出人意料地表示“這是她自己作的，送她上熱搜”。這一情節設置不但與葉攀自我要求的道德及報道底線相悖，更生硬地展現出影片仍然利用傳統印象中“非良家”元素構建私德羞辱，從而進行居高臨下的人格與道德批判，這甚至可能未被男性製作人注意到的一點，使得影片中的女性角色仍然陷入刻板，影片試圖討論人性的灰度，也因為無法構建出真正具有鮮活人性的女性角色而顯得懸浮。

儘管在女性電影發展的當下，女性角色的塑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陳思誠作為知名商業嗅覺靈敏的導演和編劇，屢次對於女性題材、女性視角的關注，以及對於女演員，尤其中年女演員的啓用仍然彰顯了市場的導向。女性觀眾用鈔票作為選票的決心以及社會日益增長的人權意識，促成了女性經濟市場，期待更多生動的角色、更多與社會議題密切相關的影視表達，已在不遠的未來道路上。

倪雨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