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清人書法絕句

湯敦甫金釗

夾持內外能安靜，負謗仍須薦俊良。

秉筆大書爭座位，雖然汲直辨平章。

敦甫名金釗，姓湯氏，浙江蕭山人。身歷乾嘉道咸，官至協揆，立身端方，以道德文章著稱於朝。英年卓犖，乾隆五十九年鄉舉第一，為解元，嘉慶四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視學湖南、江蘇，充上書房總師傅、國子監祭酒，周歷五部侍郎，歷任禮、吏、戶、工四部尚書，立朝六十年，重宴鹿鳴，加太子太保銜，咸豐六年卒，年八十五，以尚書銜賜恤，諡文端。揚歷三朝，國家由盛轉衰，敦甫皆身驗之矣。山陽魯通甫撰《湯文端公神道碑》，謂公雖見重於當時，歷臺閣三十年而未與聞乎機務，“蓋居論思之地，不可勤以職；銜四方之命，亦不能久其處。”然則何以見此？復以漢名臣汲黯之戇、周昌之强為比，則知之矣。《史記 · 汲黯列傳》：“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又《張丞相列傳》：周“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則敦甫居官如何，可以料見。宣宗御極，尚書英和議命各省查州縣陋規，明定限制，敦甫獨疏言不可行：“陋規皆出於民，州縣猶未敢公然苛索者，恐上知之而治以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為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額例之外，雖有嚴旨不能禁矣。況名目碎雜，所在不同，逐一檢察，難得真確，轉滋紛擾。殆非區區立法所能限制也。”江南經水道運糧京師曰南漕，額外之徵收曰浮收。兩江總督孫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盡去，奏請八折收漕，敦甫又爭之曰：“前此絲毫不准浮收，而浮收過甚者且到處皆然。今准其略為浮收，則不肖者益無顧忌，以為功令不禁浮收，而浮收且十倍於往日。雖告以收逾八折即予嚴參，而前此逾額者何嘗不干嚴辦？卒不聞為之減少，獨於新定之額恪遵而不敢逾此，臣之所不敢必也。在督撫奏定之後，不慮控告浮收，在州縣縱有發覺，又將巧脫其罪，是限制形同虛設，徒為盛朝開加賦之端，臣竊為皇上惜之。”雖未深謀，抑又遠慮。議遂寢。《禮記 · 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謂之地氣。使天道地氣相和應，則萬物翛如。通甫深悉當時地方情偽利病，曾五論胥吏，顧知敦甫盡下情而宣上德，兩疏關係民生吏治，持論接地氣，通甫詳引之入碑銘故也。敦甫又謂吏治貴在得人，有治人無治法，惟在督撫舉措公明。鴉片為禍中國已久，朝議弛禁嚴禁，舉旗莫定，而海疆已成肘腋之憂，敦甫素不附和議，初薦林則徐為兩廣總督，則徐既罷，琦善主之，每況愈下。一日召對便殿，宣宗從容問廣東事可付何人，敦甫再以林則徐對，聖人忍小忿以全大計，坐是失旨，遂去。然帝實深賞之，嘗硃批其奏摺：“朝有諍臣，使朕胸中黑白分明，無傷於政體，不勝欣悅。”文宗亦深知其人，“晚如司馬，優游洛下，彼勤述作，公嚴自課”。既薨，賜奠，予祭葬，制曰：“立品端方，學問醇正”，蓋平生明道敬義，慎獨，致良知，刻意礪行，居官持大體，廉而不峻，察而不徼，務在安靜，日讀《資治通鑒》、《周易》。大漸，猶手書遺摺，伏願皇上慎德理財，愛民敬天。一生忠悃，具見於此矣。敦甫好書，年七十五猶晨起手書經文二百字為常課。此其節臨魯公《爭座位帖》四屏，鬱勃之氣流露於楮墨間，堂廡闊大，無愧賢人手筆。末句“此言晩節末路之難”，尤其警策。能詩，有《寸心至室存稿》，詩不求工，得和平忠厚之旨，通甫謂其詩好抑戒，則道德文章並著，實非妄言。

陳懷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