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械無罪 背鍋有理？
談到法國近代史，亨利·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 這個名字可能相對陌生。這位一生充滿爭議的政治人物，從曾經受盡萬人敬仰的民族英雄，淪為二次大戰之後的叛國戰犯，這一切都是天命難違，抑或純屬人為？
天生平庸還是大器晚成？
貝當一生大起大落，引起不少西方學術界的興趣，英國歷史學家朱利安·傑克遜(Julian Jackson) 是其中之一。傑克遜現任倫敦瑪麗女王大學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以及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專門研究二十世紀法國史，在學界早成一家之言，較為人熟知的著作有《法國黑暗時代》、《法國淪陷：一九四○年納粹侵略》、《戴高樂一生》等。
去年中，傑克遜推出《法國審判：元帥貝當奇案》，透過戰後指控貝當為法奸的審訊，了解這位平民梟雄的出身及經歷，從而深入剖析上世紀法國一段波譎雲詭的歷史。貝當的大半生，都與軍事結下不解之缘。一八五六年出生於法國北部加萊省的他，是一個天主教農民之子，母親早逝。在十九歲那年，貝當考入聖西爾軍事學校，翌年加入法國陸軍，但在軍隊中晉升緩慢，直至四十四歲才升為少校。
在軍中表現未如理想，除了貝當耿直的性格，也可能跟他堅持的一套戰術理論有關。貝當一直認為在當時的歐洲各國，只一味崇尚進攻，認為這是贏得戰事的唯一方法，但他強調攻防是一個動態平衡，除非敵人已潰不成軍，否則只強調進攻，只會讓士兵白白送死。這種驟耳聽起來相當“鴿派”的理論，法國軍中沒幾個贊同，但當時有一個剛從軍校畢業的小伙子，卻對貝當佩服得五體投地，這個人就是後來在生死時刻決定貝當命運、暫且先按下不表的戴高樂。
到了一九一四年，已近花甲之年的貝當晉升成為上校，未幾，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位本來難望再攀事業高峰、正待退休的老軍人，被捲入了時代的漩渦。或許有感機會終於到來，貝當竭盡所能，在軍中爭取表現，並於一九一六年的“凡爾登戰役”中一戰定江山。在十個月的拉鋸戰期間，貝當親上前線，指揮當地法軍，成功擊退德軍進攻，最終守住可通向巴黎的戰略要塞凡爾登。
歷史與命運交錯之過？
“凡爾登戰役”後，貝當在法國軍中聲望日隆，也動搖了士兵對“盲目進攻”戰術的信心，加上他在升任法國陸軍總司令後，常到前線聆聽士兵的意見，致力改善軍隊褔利，在所有部隊中擁有崇高威望，
最終一場世界大戰，貝當由一位上校升任為法國元帥，法國民眾更情願稱他為“法蘭西救星”，而拒絕稱他為高高在上的“元帥”。貝當於是搖身一變， 成為國家英雄。
踏入上世紀二十年代，貝當在法國的民望一時無兩，個人榮耀達至頂峰。在國外，他儼如法蘭西的象徵；在國內，他是法國軍隊中當之無愧的頭號人物，享盡所有最高規格的待遇，官運之亨通，跟他早年停滯不前的仕途大相逕庭。集大權於一身的他，亦毫不掩飾自己如何討厭民主制度，對獨裁統治更是情有獨鍾。一九三九年，已八十三歲的貝當被任命為法國駐西班牙大使，他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更是私交甚篤。
本來早屆安享晚年之齡，大使任命於其政治生涯，也不過類似一個影壇的“終身成就獎”，當時的貝當大概沒料到，二次大戰爆發，竟將自己扯進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一九四○年五月，納粹德國閃電突襲西歐，法國、荷蘭、比利時相繼失守。法軍縱極力負隅頑抗，卻始終無力回天。當時法國政府緊急召回人在西班牙度假的貝當，並推舉他為法國總理，當權派更打了一套為自己脫身的如意算盤：他們希望依靠貝當在一次大戰建立的威望，挽救法國戰敗的命運；萬一失敗，也可推卸責任到老人家身上。
貝當為法國全民背黑鍋？
同年六月中，貝當以總理身份組閣，除了請求西班牙政府充當法德兩國談判的中間人，還下令法軍停火，從而使法國在談判桌上的形勢急轉直下，最終的停戰條件，更是極其屈辱。例如包括巴黎在內的六成國土（亦是工業區所在地）歸由德軍佔領，佔領的軍費卻由法國負責，同時法國的空軍和陸軍，必須大幅裁減至十萬人。更“喪權辱國”的是，貝當政府必須在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與德國通力“合作”。同年七月，法國政府遷到南部小城維希，亦即“維希法國”。貝當“一償夙願”，當上國家元首並兼任總理，擁有幾乎不受制衡的權力。
隨着二次大戰後期，美國加入戰團、在北非登陸後與德國和意大利交戰開始，貝當已經完全成為德國的傀儡，其後他更被帶往德國南部小鎮錫格馬林根軟禁，直至大戰結束後，才回到法國接受叛國罪審訊。傑克遜在《法國審判》一書中披露了不少歷史細節，當中包括戰後法國臨時政府異常紊亂的司法程序。在審訊過程中，貝當拒絕承認法庭的合法性，就連曾在貝當麾下服役、在解放巴黎後統領法國的戴高樂將軍也看不過眼。
一九四五年八月，戴高樂以年紀老邁、在一次大戰對法國有功為由，將貝當的刑罰由死刑減至無期徒刑，並褫奪他法國元帥以外的一切職務、頭銜與軍銜。貝當最終被囚禁在大西洋中的約島，直至一九五一年去世。
回顧這段歷史，傑克遜認為貝當的悲劇，在於他不懂自知者明的道理，使政敵有機可乘，利用他虛榮心極重的弱點，在法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誘騙他登上叛國的賊船，最終讓一個天生庸才死在自己虛構的神話之中。他認為當時部分法國民眾有厭戰情緒，不少持觀望心態。從軍事角度來說，法國面對德國侵略，早已失去還擊之力，貝當代表法國政府的停火決定，背後其實有法國民意默許。當時貝當的辯護律師直言，如果貝當有罪，法國全民同樣有罪。無論如何，貝當領導的維希法國，支持納粹主義，立下種族主義法案，甚至協助納粹德國抓捕猶太人，將他們送往集中營，卻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
杜然（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