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發生在西門外

我剛來北京那年租了一個臥室，月租是三千五。中介是學姐介紹的，不過與其稱作“中介”，對方實則是位外賣煎餅果子的大叔，他手裏掌握着不少學校西門附近的房源。我對大叔的“職業素養”半信半疑，看房的下午，我找了位朋友陪我勘查房型。

我們先去了東王莊，屋子在二樓，住了一對母子。記得廚房和衛生間靠在一起，只有冰箱作間隔。出租的次臥朝南，窗明几淨，簾布是好看的碎花圖樣，但女主人還沒等我表態，就已挑起眉頭說：“女生啊，怕影響我家兒子學習。”

第二站，大叔帶我倆拐進了幽幽的樓道。梯口處，有位面善的老太太領我們進屋。她輕輕拉起我的手，告訴我月租兩千，當晚就能睡下。我望着眼前的水泥地、泛白的紅木床和鏽色的窗櫺，只好狠心與老太太道別。

大叔帶我們回到西門外，我在那敲定了我為期五個月的住所。可說來奇怪，我現在絞盡腦汁也拼湊不全當時生活的畫面，甚至想像不出，我是如何在那兒洗漱和入睡的。僅存的幾幕畫面，不過與一九年末的雪有關。

雪花先零零碎碎的從操場上方落下，後到了西門，再慢慢堆積在院子裏。不枉是初次見雪的人，我連羽絨都顧不及穿就衝了下樓，臉和手都凍得通紅。那晚，電話裏的她喜歡米菲兔，睡前，我伏在窗檯，用積雪堆了個兔子頭。第二天太陽出來，雪就化成水。

如同在夜裏融化的雪人，我亦沒有正式地與那間臥室作別。二〇年初，我放寒假回家，新冠疫情就開始了。管控期間，我還與房東起了合同糾紛，幾經波折才守住家當。九月，我回到北京，找了正規的中介公司租下我現在的家。地點同樣在西門外。

幾年的疫情像一場大夢，我在管控結束那刻，似乎亦從生命裏擦拭掉了好些痕跡。但我仍為此高興，遺忘也許正是人步伐輕快，或過得幸福的佐證。

司徒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