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門迎世界的澳門
鍾敬文先生說，我們是歷史之舟的搭客，同時又是它的槳手。十五、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便是大航海時代的槳手。他們從特茹河入海口處的里斯本港揚帆啓航，船隊沿着非洲西海岸一程程向南探索，朝陽照映出前往未知世界的新航線。葡萄牙船隊到底繞過好望角，橫跨印度洋，進駐果阿休整；而後穿越馬六甲海峽，駛入南中國海。船堅炮利，剪破萬里海疆，葡萄牙人終於抵達東方，看到了中國，租居在澳門。
從此，澳門日漸成為開眼看世界的一扇窗、開門迎世界的一道門。
關於葡萄牙人航海探險的動機，歷史學家博克塞在《葡萄牙海洋帝國史(1415-1825)》一書中寫到：在“發現的世紀”背後的動力，很明顯地來自於宗教的、經濟的、戰略的和政治的因素。這些因素絕不是以相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正如中世紀意大利帕拉多的一個商人，他在賬本扉頁所寫的祈禱詞——“以天主和利益的名義”。
孤傲挺立的聖保祿學院
行走在夕陽下的大三巴牌坊，這座澳門聖保祿學院建築殘存的前壁，猶如披着鵝黃色的舊氅衣，恰似一位耿介孤傲、挺立於世的老紳士。它的柱子就像肌肉萎縮、經脈爆凸的腿腳，飽經滄桑卻又倔强地支撑着一具沉重而龐大的身軀……
一五七二年，耶穌會在住院內創辦了一所學校，專門教授閱讀和書寫拉丁文。一五九四年，學校升格成神學院，即澳門聖保祿學院，遠東地區的第一所神學院，負責培訓天主教義的傳播者。
一五九四年的年報顯示，澳門聖保祿學院設有四個學部：第一是教授閱讀寫字的兒童學部，第二是文法學部，第三是人文學部，第四是倫理神學部。此後年報提交的教學資料大體相仿，主要涵括神學課程、倫理神學課程、哲學課程、拉丁文課程和人文課程，另外還開設讀寫和音樂課程。
若從教育史的角度而論，澳門聖保祿學院具有其他教育機構無可替代的重要性。無論是教學體制、人員構成，還是教學內容、課程框架與培養機制，聖保祿學院都對澳門乃至中國教育的現代化産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科學傳播者的跫音
一五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歲的利瑪竇奉派參加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一五八二年八月七日，他由印度果阿抵達澳門，旋即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
其後，利瑪竇自澳門出發，經肇慶，往韶州，過南昌，到南京，一路傳播福音。傳教事業步履維艱，他們前赴後繼，小心翼翼地敲響半開半掩的窄門，歷經艱難，利瑪竇終於走進紫禁城。在覲見萬曆皇帝後，利瑪竇不久獲准移居北京，但他為之嘔心瀝血的傳教事業始終打不開局面，最終埋骨中土。
然而，利瑪竇不甚在意的科學傳播者身份，卻深刻影響着中華文化。科學，乃是中世紀歐洲衝破黑暗黎明前的星星之火。他精心呵護襁褓中的科學稚子，在一步步朝聖與宣道的征途上逐漸成長，終在二十世紀初，長大為“賽先生”。
利瑪竇帶來自鳴鐘、三棱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科學書籍，介紹天文、數學與各種科學技術。他與徐光啓合譯《幾何原本》，編撰《崇禎曆書》，製作《坤輿萬國全圖》，展現有別於中國傳統認知的時間和空間概念……配合學術傳教策略，借重歐洲科學知識的長處，引起部分中國士人的好奇與重視。
當今，科學作為現代社會主流而前端的文化，如何挹注入中華文化，交融其中，而非僅僅視作工具，仍是目下迫切的議題。同樣地，傳統文化形態亦需變革、調適，以更為開放包容之態汲取科學之光華，勃發出“既真，又善，還美”的生命力。
華英字典
因研究需要，不時翻看王鐵崖先生所撰《中外舊約章彙編》，讀到一八四四年在澳門望廈簽訂的《中美望厦條約》，其中要求“准合眾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等教習各方語音，並幫辦文墨事件，不論所延請者系何等樣人，中國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撓、陷害等情；並准其採買中國各項書籍”。這一開放漢語學習、准允書籍採購的條款，與其看成極端排外，不如說是中國人對文化奧秘的守護，類同今日各國對高新技術的保留。
馬禮遜是一位來自英國蘇格蘭地區的新教傳教士，曾任英國東印度公司漢文翻譯，長久生活於澳門。早在一八一四年，他便於澳門設立印刷所，聘請英國專業印工湯姆斯，帶同一部印刷機和一副外文金屬活字等設備來到澳門，再僱用中國刻工在鉛坯上雕成中文活字。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三年間，馬禮遜在澳門陸續刊印了六卷《華英字典》，成為編纂漢英英漢字典第一人。
在一八一五年出版的第一卷《華英字典》扉頁，印有中國士大夫的讚詞——“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據，以為考究，斯亦善讀書者之一大助”。
《華英字典》作為中國第一部漢英英漢字典，架起了中西文化傳播和交流的橋樑。在字典中，馬禮遜大量引用儒家經典，出自《論語》的句例多達二百餘條，讓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在西方得以更好地傳播和發揚。馬禮遜又採用“漢化”的翻譯策略，字典中的基督教詞匯大多可在明清文獻中找到源頭。他首次將《聖經》譯為中文刊印，令中國人更好地認識西方經典、宗教和文化。
作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馬禮遜還創辦學堂，為中國培養最早一批放眼西方世界，兼具世界視野的人才。後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的容閎，便曾在馬禮遜學堂學習。這些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脊樑。
蜜蜂華報
一八二二年，澳門議事會撤銷出版檢查限制後，澳門的報紙、書刊發行迅速興盛起來。當時澳門議事會希望印報，便通過商借印刷機的方式，印製了第一期《蜜蜂華報》，並以政府印字館的名義付梓。
《蜜蜂華報》創刊於一八二二年九月十二日，終刊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那時，遠航東來的葡萄牙人抵澳居留已達兩個半世紀之久。《蜜蜂華報》雖然只出版了六十七期，可是意義非同尋常。自此，文化交流、資訊發佈不再局限於精英階層，開始在普羅大眾之間傳播、流轉。
誠如《蜜蜂華報》研究者所言：“它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報刊，它是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創辦的第一份外報，它同時也是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報紙。這三個第一，奏響了中國近代報業這部雄渾壯闊的交響樂的序曲，並預示着、同時影響着它的高潮的到來。”
開門迎世界的鄭觀應
有好幾年，我的辦公室離鄭家大屋不遠；中午小憩時，便走去鄭家大屋，鄭觀應的“祖宅”。
面對國門洞開、海上貿易衝擊的反應，“重商”成為晚清的熱話，鼓吹“商戰”者眾。鄭觀應乃倡言“商戰”者之中少見的商界英傑，斷言“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從“耕戰”到“商戰”，主陣地由陸地轉向海洋，西方列强“彼之謀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資財不攻兵陣”。
鄭觀應力倡學習西方以商立國，舉國求富，由富至强，“然富出於商，商出於士、農、工三者之力”。他開始消解中國傳統觀念的價值序列，試圖重構“商”的功能與意涵。“不知商賈雖為四民之殿，實握四民之綱。士有商則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有商則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則售其所作，而作益勤。” 反之則“商敗而士、農、工俱敗”。 鄭觀應不僅將“商”的地位由“士農工商”中的末尾排前，更擢為綱要，統攝“士農工”三者為一體系，“商”遂成為立國之本，這在當時無異於石破天驚之論。
在澳門沉潛的七年歲月，鄭觀應發憤著述，於“盛世”闡發“危言”，振聾發聵，啓迪後人。鄭觀應此輩乃“雙視野人”，知曉中國實情，了解西方情况，他們同時看到中國與西方兩個世界的實際，透析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努力方向，為此苦苦思索擺脫落後境地的方略。
今天，中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依稀閃現鄭觀應“以商立國”的思想光芒。他的“商戰”構思，也還不時引發時代共鳴。
醫好眼疾 開眼看世界
在廣州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古建築群中，有棟舊建築叫做“哥利支堂”，這是孫中山一八八六年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學堂學醫時住過的宿舍。“哥利支堂”有何來歷？
哥利支是近代來華在澳門和廣州開設西醫診所藥房的先驅。一八一九年，他任東印度公司醫官，一八二七年他在澳門與馬禮遜開辦了中國第一間眼科醫院，免費為澳門及周邊地區的華人醫治眼疾。
當然，眼科醫院作為華人社會中不存在的“異度空間”：開業的第一天，沒有一個病人光臨；第二天，只有一個患有青光眼的老嫗前來看病；第三天，終於等來六個病人就診。為了擺脫無人信任的困境，東印度公司大班威廉 · 渣甸決定給第一名就診的華人發獎金，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吸引了ー些病人前來看病。
起初，這間眼科醫院規模很小，但深受其益的華人很快以口碑傳播哥利支的善舉，求診的病人快速增加。到一八二七年底時，被他醫治過的華人已接近一千人。依照在澳門眼科醫院的成功經驗，一八二八年哥利支和一批傳教士醫務人員在廣州開辦了眼科診所和廣東醫局，向貧困居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據一八三三年的《中國叢報》記載：“一八二八年，眼科醫院建立的次年，廣州的醫務人員，依照在澳門為他們樹立的榜樣，在此開辦了一所診所，接治各類貧困的當地人。從那時至現在的五年間，很大數量的病人得到恢復健康，藥物也在他們中間免費配發。在清晨，人們每天能見到，病人、盲人、殘疾人——各個年齡和性別——擁擠在診所門前。”
眼疾醫好了，才能睜開眼睛看世界。
從醫生到革命家再到
建設者
孫中山十二歲時，隨母親離開翠亨村，經澳門前往檀香山。孫中山到達的第一個城市是澳門，第一次接觸到西方文化也是在澳門。這令他大開眼界，也給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澳門是他走向世界的門戶，也是他革命生涯的一個重要基地。
一八九二年九月，孫中山先生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醫生。他醫術精湛，行醫“不滿二、三月，聲名鵲起……就診者戶限為穿”。在澳門行醫的同時，孫中山還進行宣傳活動。《鏡海叢報》每周刊登一篇由他執筆鼓吹革命的文章，此份刊物影響甚大，遠銷多個通商口岸及海外城市。
一八九四年，五十三歲的鄭觀應與二十七歲的孫中山在澳門成為忘年之交。鄭觀應以滿腔熱忱支持孫中山前往天津拜見李鴻章，上萬言書。鄭觀應在推薦信中寫道：“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茲欲北游津門，上書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蘊，弟特敢以尺函為其介……囑弟懇我公代求傅相，轉請總署給予游歷泰西各國護照一紙，俾到外國向該國外部發給遊學執照，以利遄行。”
從此，孫中山放下手術器具，擎起革命大旗，他告別萬馬齊喑的中國，走向風雲激蕩的世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十七年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起共和國，改變了中國、亞洲和世界的格局。
一九○五年，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澳門設立革命機關，一九○九年成立同盟會澳門分會，開展宣傳活動，秘密發展組織，積極募集經費。一九一二年五月，孫中山辭去大總統職務後，由香港抵達澳門，應盧廉若之邀，下榻盧九花園春草堂，舊雨新知，濟濟一堂。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間，孫中山寫出《建國方略》一書，構思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提出修建鐵路網和公路網，開鑿整修全國水道和運河，建設三峽大壩，修建大海港，大力發展農業、製造業、礦業等等建議。
上醫醫國。從醫生到革命家，從革命家到建設者，孫中山終其一生都在為中國的獨立、富强，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擘畫、奔走……
回眸二十世紀上半葉，烽火連天，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宏大構想難以施展。如今，他當年描繪的藍圖早已實現。新中國創造的許多成就，遠遠超出孫中山的設想。踏進航天新世紀，人類又從海洋邁向太空，金戈鐵馬、船堅炮利逐漸遠去，浮槎天河已然由神話變為現實。而此際，“澳門科學一號”衛星正在地球外的某處星空默默運轉，似乎永遠也不會停息。
雲山（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