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點符號的來歷

凡寫文章，便要用到標點符號，而標點符號用得正確與否，也從一個方面影響和反映文章的水準，作者不能輕視，更不應忽視。

我讀小學那年，“文化大革命”已開始，上語文課學過幾句簡單的口號，就整篇整篇地抄寫《毛主席語錄》。任課老師因此不用動腦子備課，卻再三嚴肅告誡：“不僅一個字都不能抄錯，每個標點符號也不能錯！”做學生的已懂得，出錯是闖大禍，抄完後無不認真核對。

年齒稍增，我從“語文學習講座”叢書中讀到《標點符號的用法》，是朱德熙先生的長文，有十七八頁之多，逐一解說句號、逗號、頓號、分號、冒號、問號、引號、括弧、破折號和省略號，都配有例句，詳細而實用。幾年裡，我看過好幾遍，邊學邊用，覺得比小學、中學老師講得完整，對寫作很有助益。讀大學時，教寫作或編輯的老師沒有專門講標點符號，可能認為那是小學語文課的教學內容，屬只是偶爾說到標點符號，舉出“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之例，說明標點不同表達的意思就截然不同。其實這類事例不少，如孔子的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原意是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因斷句和標點不同引出歧義。古文古書沒有標點符號，給今人閱讀及研究留下很大的困難，故而許多古籍經學者校勘核定和斷句標點，就為傳播和運用帶來極大的便利。

由於寡聞識淺，我對標點符號的來歷一無所知，直至近日看到相關介紹文字才了解一二。較為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應回英國完婚的皇家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要求，清廷官員斌椿應命攜其子和京師同文館三名學生隨行。他在英國翻閱報紙時發現英文中有許多小蝌蚪和小圓圈，大感驚異，譯員解釋這是用來分割句子和表達語氣的標點符號，類似漢語的句讀。斌椿回國後將這一發現稟報朝廷，從此引入中國。另有一種說法是：同文館學生張德彝以“述奇”的小冊子，介紹異國見聞中包括標點符號，認為比較繁瑣，甚至有反對的意味，但終究為有識之士關注。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廣東東莞的王炳耀據此草擬十種標點符號；商務印書館後來出版最早使用標點符號的《英文漢詁》。清宣統元年（一九○九年），魯迅和周作人合譯並出版《域外小說集》，使用好幾種標點符號，還新創兩種符號。隨後，陳望道在《學藝雜誌》發表《標點與革新》一文，系統介紹十種標點符號。到一九二○年，北洋政府根據胡適、周作人等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的要求，發佈中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儘管首功應當歸誰、何人推動最力，我尚不清楚，但現今普遍應用的標點符號，並非中華老祖宗的文化遺產，而是近代引進的西洋舶來品，當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我在翻檢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的《申報》、《大公報》時，注意到社評、電訊、通信和連載小說等只有頓號，亦即一般的句讀。可見，對於新式標點符號，從冬烘遺老到新派文人，由知曉、理解、接受至普遍使用，其間經歷的過程可謂相當漫長。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