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升起時

人生是一首歌，哀歌。

很多年以前，我在讀本科，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體驗，以至於我現在對本科階段的大學生充滿了氾濫的同情心。也許我同情的不是他們，而是當年的自己。直至今天，一聽到集體生活、集體活動或集體主義這類詞，我都恨之入骨。那是一個手機還不能上網、大學不允許大一大二學生宿舍裡出現電腦的時代（因為擔心學生玩遊戲荒廢學業），那時人們還沒有發明“校園霸凌”這個術語，那是一個學生之間發生矛盾，只要沒死人，老師和輔導員就會勸你“相互理解、共同成長”的時代。不過公平公正地說，我也沒有遭受嚴格意義上的校園暴力，畢竟我沒有被拳打腳踢過，最多也只能算是語言和態度上的“冷暴力”。

我們當時的大學宿舍極其狹窄，上下鋪，八個人。他們討厭我。我和他們的生活習慣很不一致，因為我睡得早，他們喜歡熬夜，喜歡在宿舍管理員統一熄燈之後高談闊論數小時，有些時候他們實在是聊得太久了，我就會說：“請不要再說了，很晚了。”當然，他們不可能把我的話聽進去！時間久了，他們就煩了，最終就演變成敵意，也許還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論如何，之後，我愛讀書、愛學習的習慣都成了罪過。有一次吃完晚飯，我回到宿舍拿東西，大概多呆了一小會兒，一位室友用一種無比厭煩的口吻對我說：“你怎麼還不趕快去上自習？”那一瞬間，我有點不知所措，我居然這麼招人厭。當年我那麼愛去教室讀書，如今回想起來，並不是因為我刻苦好學，而是因為讀書是我當時逃避生活或應對生活的唯一方法。

有一年趕上足球世界盃，學校發了慈悲，允許宿舍整晚不斷電，方便大家收看世界盃決賽。我的室友們壓根就不是足球愛好者，大學四年幾乎從未從事過任何體育活動，但是他們不知道從哪裡搞到了一台電視機，那天晚上興高采烈地等，不亦樂乎地看。我躺在上鋪，一句話沒說，眼睛盯着天花板的那根明晃晃的燈管，從晚上十一點多直到次日清晨三點多。大概到了清晨四點左右，我實在忍不住了，一言不發起來穿好衣服走出宿舍。我叫醒宿舍管理員請他給我開宿舍樓大門，他很不樂意，說是時間沒到不開門，我撒謊說：“我發高燒了，需要去校醫院。”

好在那是夏天，東北的清晨已經微微發亮。我走到校園門口，看着頭一夜臭豆腐燒烤攤留下的油水痕跡，然後又走回校園，坐在操場的空地上，看着太陽一點點升起，剛開始和我的眼睛幾乎水準，後來漸漸變成三十度、四十度。很多年以後，每當我回想起這些事情，我都會恨得咬牙切齒、面紅耳赤。然而奇怪的是，那天清晨的我既不氣也不恨，我只是平靜地希望太陽快點升起，六點食堂開門我就可以去吃早飯，七點教學樓開門我就可以去教室裡趴會兒。漫長的黎明裡，我時不時低頭看看地，時不時抬頭看看天，心想：等我畢業了，我一定要過上想開燈就開燈、想關燈就關燈、不用和別人商量、不用看別人臉色的生活，我永遠不會讓自己再受委屈。

本科畢業的時候，我很高興，我發誓永遠不會回到所謂的母校，永遠不再去東北。遺憾的是，本科四年扭曲了我對人類情感的認識和判斷，我不認為人與人之間能夠建立起真摯的感情，大家所謂的相互幫助完全是各取所需的利益驅動。但是，上帝救了我。

進入碩士階段之後，我重新遇見了一群室友、同學和朋友，他們的友好和體貼讓我明白：哦，原來即便在沒有利益可交換的前提下，也是有人願意體諒我、幫助我。可惜，直到碩士畢業之後，我才理解到他們的友好和關愛，可惜我們分開了，離散在無比遼闊的人海江湖裡。我明白的那一天，我們早就天涯海角了，拿着電話，我蹲在地上哭了。

接着，我帶着碩士階段給我的良好影響繼續過日子，工作、讀博、工作，活着。大概是因為自己遭了一些罪，所以我漸漸發覺，我的代入感和感同身受能力好像變強了。我感念別人對我的關心，我也開始主動表示心中的感激。面對我信任、珍惜的人，我會直言不諱地說：我把你當做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你是我在這裡最信任的人之一。

時至今日，我並沒有真正過上“再也不讓自己受委屈”的生活。日子艱難的時候，我常常想：為什麼別人過得那麼順利，怎麼到了我這裡就這麼艱難坎坷？可是回頭看看自己三十多年來的經歷，我又不得不承認：命運從來沒有優待過我，但是也沒有虐待過我，畢竟上帝打了我幾巴掌之後，過了幾年他就會餵我吃幾個甜棗，這樣我就可以活下去，面對下一個巴掌。

多年以後，太陽再度升起的時候，我鄙視地瞧了它一眼，扭頭就走。

蔣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