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復興偉業榮光

——寫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五周年之際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二○一九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頒佈，標誌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全面鋪陳、縱深推進的新階段。五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勇立潮頭，以《綱要》為統領，粵港澳三地政府主動作為，積極探索粵港澳三地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不斷完善“一加N加X”政策體系，在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商務、金融、民航、文旅、中醫藥等重點領域出台一系列專項文件，促使要素流動更加通暢，大灣區展現出高質量發展的恢弘氣象，迸發出“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

《綱要》賦予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長遠發展定位，使澳門在新時代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展中的功能角色得到進一步完善，表明中央政府從國家戰略、區域合作等多方面積極支持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為澳門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特別是近年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作為深入實施《綱要》的重點舉措，在促進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構建澳琴一體化發展格局、支撑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實現民生深度融合等目標任務上，都取得許多新進展。

當前，粵澳雙方相向而行，深入踐行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理念，在“金融三十條”、“海關二十條”、“雙15%”稅收優惠等一系列政策利好下，深合區正進入深度融合、加速發展的新階段。封關運作在即，要促進深合區與澳門經濟高度協同、規則深度銜接的制度體系得到全面確立，特別是市場准入制度、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等要盡快實現高效銜接，打破技術、人才、資金和信息等要素跨境流動的限制，進一步發揮“一國兩制”下澳門自由港、單獨關稅區等優勢，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全面對接國際規則，率先打破體制機制障礙，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推進制度型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一批可複製推廣的新鮮經驗，將深合區打造成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試驗田和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新標桿。

可以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推動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更高水平上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大手筆，這既是港澳從國家發展大局中獲得更廣闊發展空間和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也為新時代廣東改革開放再出發，帶來重大的歷史機遇。

二十多年來，澳門憑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歷史、地理及人文優勢，在國家全面對外開放中扮演着“精準聯絡人”的獨特角色，充分發揮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平台作用，在中葡之間扮演着促進政策溝通、信息交流、共商合作的角色，葡元素不斷增加，平台建設成效逐步呈現，在啓動社會經濟發展潛力的同時，也提升澳門的國際影響力，並持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另一方面，澳門與東盟國家之間也具備深厚歷史文化淵源，經濟合作基礎廣泛，特別是在澳門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東盟國家也逐步成為澳門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與東盟成員國都擁有良好的宏觀發展條件及較佳增長前景，雙方在區域製造業供應鏈、物流及貿易、基建融資、創新及科技等領域大有合作空間。澳門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可通過發揮“走出去，引進來”的橋頭堡作用，助力灣區與東盟地區協同發展。

對此，澳門應繼續豐富平台功能，疊加“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橫琴深合區建設戰略機遇，把深合區作為澳門建設中葡平台延伸地，建設中葡國際貿易中心和數字貿易國際樞紐港，推動傳統貿易數字化轉型，帶動葡語國家與東盟輻射連帶的自由貿易，發展跨境電商，助力更多葡語國家、東盟國家的特色商品通過澳門以及深合區進入內地市場；利用深合區的政策優惠，積極發揮基礎設施融資功能，配合葡語國家、東盟國家的資金需要，解決當地投資不足等問題，促進互利共贏；進一步加強與分佈在南歐、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拉丁語系國家的聯動合作，推動更多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帶路建設與既有的多雙邊合作機制互動發展，助力國家構建雙循環新格局。

善謀者行遠，實幹者乃成。宏偉藍圖繪就灣區美好未來，澳門需以實際行動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在新時代背景下，澳門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部分，理應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圍繞“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發展定位，把握好作為國內國際雙循環交匯點的機遇，更加積極主動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致力把灣區建設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

今年是建國七十五周年和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也是深合區實現第一階段發展目標之年。澳門要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氣魄，在小桌子上唱出精彩大戲，爭取在橫琴深合區建設上做出“由先行先試到先行示範”的亮眼成績，持續提升和拓展在國家經濟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搭上國家發展飛速的列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迎來繁榮前景，不斷豐富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內涵。

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 葉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