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王蒙鳴不平

二○一○年春，王蒙應邀來澳門大學演講。在演講會之前的座談中，我為莫言在回顧新時期文學時沒有提及王蒙而鳴不平。莫言認為，從一九七六到一九八四年，大多數作家停留在撥亂反正階段，寫出了一批“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作家作品的文學性越來越強。“阿城的《棋王》、何立偉的《白色鳥》、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馬原的《虛構》、王安憶的《小鮑莊》等作品出來了，跟之前的文學比較，這批作品有了非常鮮明的個人風格……作品的語言、意境都有了明顯的變化。”

這個說法顯然忽視了王蒙在新時期文學中的“弄潮兒”角色，對富於探索勇氣的王蒙顯然不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國門重開，各種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思潮流派再次湧入中國，這主義，那主義，五花八門。在此期間，王蒙向文壇投下了《夜的眼》、《海的夢》、《春之聲》、《風箏飄帶》和《布禮》等一連串“手榴彈”。這些作品打破了時空順序，打破了傳統或正統現實主義的敘述方式，加進了包括意識流、暗喻、象徵、黑色幽默在內的西方現代派小說因素，影響不可謂不大。

有學者指出，王蒙的小說藝術探索是一種充滿勇氣的探索，他的每一次探索，都給當代小說帶來了新的變化和影響。第一次探索產生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其意義在於使小說藝術擺脫僵硬教條的束縛，繼承和發展了文學寫人的情感世界的“五四”新文學傳統；他的以《蝴蝶》、《布禮》等小說為代表的第二次探索，使中國當代小說藝術走向開放，走向多元。

除此之外，《堅硬的稀粥 》之類作品也值得關注，我以為它們代表了王蒙的第三次探索，其意義在於開拓了口語化小說寫作的新路，可以和于堅創作於一九八四年的經典口語詩《尚義街六號》在新詩領域的貢獻相比擬。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