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隊”是市場需求？

媒體有新聞自由，民眾也有知的權利，但應建立在與大眾相關的公共領域上，狗仔隊文化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公眾人物應該接受檢驗的事務包括哪些層面？以長鏡頭竊錄明星在家中的活動，與以“臥底”手法揭露政府、學校或企業的重大弊案，兩者正當性是否不同？另外，媒體亂象是單方面造成，或是“有需求才有供應”？

【摘自：〈“人民王妃”黛安娜的悲劇：狗仔隊文化怎麼形成的？〉，王立柔，報道者，二○二二年六月二日】

早前，日本知名花式滑冰運動員羽生結弦在其社交平台宣佈離婚，為僅一百多天的短暫婚姻劃上句號。雖然有關離婚的原因眾說紛紜，但由於當事人曾在聲明中指出受到“狗仔隊”跟蹤、誹謗，令他不得不作出此一決定，故社會上一般認為媒體的越界行為是罪魁禍首。“狗仔隊”一說之所以會被大家極速接受，當然與這工種多年來所累積的惡名有關——一九九七年時，英國戴安娜王妃的慘劇正是最有力例子。

值得關注的是：何以不幸事件屢屢發生，惡名昭彰的“狗仔隊”仍未絕跡？最直觀的答案當然是大眾有獵奇心態，希望能一睹名人、明星私下的真實面貌，而狗仔隊的做法與這種“偷窺”慾望相符。由此，狗仔隊為求畫面不擇手段的做法與市場需求之間，孰因孰果，一時也難下定論。但我認為，媒體不能以一句“滿足讀者需求”就繼續合理化狗仔隊的行為，因為，除了產出內容滿足讀者口味，媒體其實可以多走一步，以優質內容此一“良幣”去驅逐劣幣，進而教育讀者，使其脫離被“煽色腥”內容餵養的口腔期，轉為追求有深度、有溫度的資訊；對優質資訊有要求的讀者不能成為主流，狗仔隊恐怕會一直存在。

穆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