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的現代聖像畫

——淺談君士坦丁的《聖格羅比阿努斯》

在澳門乃至國際藝術界，君士坦丁 · 貝斯梅特尼(Konstantin Bessmertny)都是一個響亮的名字。學院派出身的他，既有傳統的繪畫功力，也兼備對歷史、現實、未來的個人認知，因此作品風格特立獨行，是一位在澳門藝術舞台上技藝超群、獨樹一幟的藝術家。此次“藝文薈澳”主展場、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的展覽“命運的統計學”，展出了君士坦丁的幾件作品，其中就有《格羅比亞尼亞與聖格羅比阿努斯》系列。該系列共包含兩幅尺寸相仿、結構相似的畫作，一幅的正中央上空，從下往上，依次漂浮着銜尾蛇、白色台階平台與一位頭戴光環的“聖人”；另一幅畫的相同位置上，則飛翔着一架過於簡陋的四輪飛機，其機頭部分被裸露的臀部取代，即將與前方一行正在做瑜伽的男男女女們發生碰撞。而前者所描繪的“聖人”，便是系列名中的“聖格羅比阿努斯”。本篇所嘗試聚焦探討的，正是這一幅畫。

不存在的聖人

於聖人腳下，銜尾蛇呈圓形，無疑是明示無始無終的“循環”概念。蛇的左右兩側各寫有兩個單詞，“REGNUM”與“VULGUS”。Regnum既有“統治”之意，也可能是指向俄羅斯的一家同名新聞機構；Vulgus是拉丁語，意為“普通人”，顯然是銜尾蛇循環的參與者。而在白色平台之下，還懸浮有一小段文字，其標題為聖人的名諱“Sanctus Grobianus（聖格羅比阿努斯）”。

聖格羅比阿努斯是粗鄙與庸俗之人的主保者。他最早出現於文藝復興時期德國詩人賽巴斯提安 · 布蘭特的諷刺詩作《愚人船》，是被虛構出來的角色，並非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聖人——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在君士坦丁的畫布上，該“聖人”，雖裝扮、外表與一切中世紀修道院內的僧侶別無二致，下半身卻“金雞獨立”，好似在做瑜伽；上半身更是驚世駭俗：聖人面帶笑容，張開雙臂，比出了兩個無比刺眼的“豎中指”手勢。

觀看者需要仰仗網絡與詞典的協助，才能“閱讀”《聖格羅比阿努斯》。比如連接了白色平台的台階，每一階都各寫了一個英文單詞：“嘔吐”、“放屁”、“吐口水”……不過，當我們在觀看君士坦丁的作品時，我們勢必需要對其進行閱讀——這並不單是因為書寫於畫作中的諸多文字，更是由於君士坦丁的作品時常具有強烈的敘事性，《聖格羅比阿努斯》亦不例外。成百上千的事件在同時上演：身穿燕尾服的紳士在比賽撒尿距離、露出臀部的男人放出了帶火星的響屁，目露兇光的女人，手上緊抓下半身是蜥蜴的矮個頭男人的兩根領帶，自己的胸部正在被兩頭蛇親吻——蛇同樣也長了男人的臉，等等。

荒誕的噩夢

許多人喜歡把君士坦丁與荷蘭畫家勃魯蓋爾(Bruegel)放在一起作比較。比如勃魯蓋爾作於一五五九年的《尼德蘭箴言》，同樣上演了一場混亂且趣味橫生的獨幕劇。觀看者需要仔細打量每一個角落，才能大致將這人世間的一瞬盡收眼底。然而，勃魯蓋爾所描繪的世界“是一個生機勃勃的生命體”，他從“毫不起眼的事物的積聚中，提取出強大的生命活力”（《藝術史》，艾黎 · 福爾著）。換言之，勃魯蓋爾對他所身處的世界滿懷愛意，而君士坦丁所呈現出的超現實主義色彩，卻與真實世界相距甚遠，更似是高燒病人在深夜裡遭受的狂熱夢境。

《聖格羅比阿努斯》便是一個荒誕不經的噩夢。畫中角色似是在參加一場草地聚會，他們多為正人君子打扮，然行為粗鄙不堪，且多有怪異之處。聯繫到創作時間是二〇二〇年，我們不難理解，為何畫家會描繪出如此多能導致疫病傳染的不雅動作，打噴嚏、擤鼻涕、咳嗽、排洩……中世紀治療黑死病的“瘟疫醫生”同樣在場。體液從狹長的鳥喙面罩中噴出，他們既是這場狂歡的參與者，也是心知大難即將臨頭的旁觀者。遠處，孤寂的雪山前，還有一長排並未觸及聚會的瘟疫醫生。他們緊抓同伴黑袍下擺，正在從畫面的左側走向右側，帶着苦行的孤寂之感。此情形，正如英格瑪 · 伯格曼在一九五七年執導的《第七封印》電影結局：人們手拉着手，於死神帶領下，在原野與山坡上跳起了死亡的舞蹈。

顛倒的聖像畫

在以惡與醜為美的世界裡，聖格羅比阿努斯顯靈於眾生之上，以中指與微笑庇佑這場狂歡。其淡紅色酒糟鼻，暗示了這位“聖人”自身的荒淫特性與窮奢極慾的生活方式。不過，《聖格羅比阿努斯》的確兼有聖像畫的特點。它所畫的，雖非聖者，卻同有聖者的特徵。

拋開聖格羅比阿努斯不說，再比如畫中的圓桌，就採取了聖像畫中常見的“反透視法”：若遵照現實的物理法則，這張傾斜的圓桌，其上的餐具與正在行走的廚師，非得跌倒在地上不可。如此一來，那就坐桌後、身穿西裝的“臀部男”，便如同聖徒一般，在與我們這群畫前的觀看者進行對話，因為反透視法“象徵神的世界從高處流入人的低處的世俗世界”（《東正教聖像史》，徐鳳林著）。他左手指向左邊桌布上所寫的“FURES”，右手食指則指向天空——而這“右手指天，左手指地”的姿勢，與廚師在圓桌上留下的七個黑腳印，想來是在暗示佛教中釋迦牟尼的傳奇，一如《根有部律》所記載，悉達多太子（釋迦牟尼）誕生後，“不假扶侍，足蹈七花，行七步已，遍觀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通過符號與象徵表達真理，既在宗教經文與宗教繪畫中十分常見，也是君士坦丁作品中常有的現象。但君士坦丁是在用顛倒的手法表達真理。如《東正教聖像史》所述，聖像畫“具有紀念意義與《聖經》的註解功能”，包含了“禁慾主義的痛苦和理想主義的快樂”，並肩負向信徒說教的職能。《聖格羅比阿努斯》展現的，則是癲狂的極端享樂主義，與此前正在肆虐的疫病。君士坦丁用辛辣的畫筆，將醜惡的事物赤裸裸地呈現在世人眼前，用意自然是對它們進行抨擊、批評與嘲笑。但他又以近乎不可計數的細節，充盈着這幅諷刺之作，削弱了它因說教所可能產生的枯燥感。而當觀者按捺不住好奇，終於開始對這些細節進行無休止的閱讀、琢磨和研究時，那與《聖格羅比阿努斯》產生聯結的契機，也便就此到來了。

紅嘴綠鸚哥

圖片來源：藝文薈澳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