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AI世代教育改革的準備

隨着技術革新，教育改革由科技融入教育、互聯網、大數據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我國也將生成自家的ChatGPT平台，意味着

澳門教育界將要迎接這波科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科技進步令教學工具變得便利，有助於教師採用更為多元的教學策略。以反轉教室為例(Flipped Classroom)，假設影片處理速度還停留在56K，即使教師有心也會因技術所限寸步難行。教育改革的成功源自教師教學的改進，但這只是第一步。學校層面更包括了提升行政效率、強化家校合作、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而更高層次的教育行政單位則需要鳥瞰全局，上通下達，政通人和。因此，在迎接人工智能帶來的教育改革前，把握全澳學校情況應是基礎。

關於全澳評鑑，現行主要依賴兩項國際評估，其他項目則要追溯至十年前。國際評估的優勢在於全面、客觀與可比性，為行政當局提供了一項有效了解宏觀情況的工具，但也受限於收集時限與對象，無法對各校歷年與細部的資料作追蹤。此外，國際評估重點是放在國與國、區域與區域間的比較，本來就不該應用作校際比對。

在講求客製與個別化差異的當下，對於本學年只有七十五所學校、一百一十五個校部的澳門而言，相較於其他地方，似更有條件建立校本檔案，以回應未來人工智能世代的需求：平台運用資料對學校進行個別與自動化的分析。為達到此目的，首要條件是提供足夠的資訊並持續優化平台。事實上，行政當局每年都會向學校收取資料，如在網上就能方便地找到的學生人數、教師人數等核心基本數字，是否可以加以利用呢？為此，筆者花了些時間進行一項實驗。

就網上能找到的核心數據進行全澳排名，以此作為校本檔案基石，從而梳理這些學校歷年的變化，而分析結果也較預期能獲取更多訊息。不但能了解全澳各校的歷年佔比、學校排名的上升或下滑，還能知道學校的班師比與師生比是否有調整空間等等。再配合學校的地理環境等因素，可以更全面地把握各校的實際情況，實在不需要難為學校提供更具體的意見。而持有更多數據源的教育行政單位，想必能透過更多數據以建立更完整的校本檔案，為學校提供更全面的改革藍圖。

此外，教育行政當局每年都會與學校進行會議，與學校溝通。若把資料梳理並匯總成歷年發展檔案，質量兼備，自能回應客製與個別化差異的要求。對症下藥，科學施政。行文及此，讓筆者想起兩句教育改革術語：數字整理不等同數據分析，資料匯總不等同個案研究。

近年在學界引起迴響的教育史鉅著，由周老師愚文先生所著《晚清教育制度西化的前奏》一書透過史實為此兩句作註。該書探討近代教育史的重大課題：近代中國進行西化教育改革開端，其歷程如何，其成敗何因。其中有兩段可謂真知：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四年）清廷頒行《奏定學堂章程》之前，至少有二十五種出版的東遊日記中介紹了日本教育……換言之，真正決策者規劃及決策時，可能未珍惜這些寶貴的實地考察者直接見聞經驗，僅依賴其他譯介日本教育制度與法規等間接資料去理解，於是難免有閉門造車之失。”

而周老師另一篇論文補充說明：

“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四年）仿日學制引入西式初教……表面上，癸卯學制是完全推翻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教育革命，但實施時，各省卻只能在原有人力、物力基礎上，採穿衣改衣策略……先求有再求好（量先質後）……故此段晚清推動西式初教且漸發展成今日的歷史經驗，值得今後欲採革命方式由上而下、先量後質策略推動教改者警惕，是否要改採漸進、由下而上及社會點滴工程。”①

未來數年，澳門將進入下一波教育改革期，在人工智能平台大行其道的今天，不難預示大數據分析將被廣泛應用。過往為學校提供大方針、大原則的綱領模式，將逐步被校本化的實證建議所取代。唯一不變的核心理念，是教改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學校執行程度，所謂由下而上，正是此理。如何把資料轉化成有用的經驗累積，相信是建立起學校個別化檔案的關鍵，也是澳門教育要改革成功的前提。

註釋：

① 周愚文：〈教育革命的挑戰：晚清西式初等教育制度建立與國民教育的醞釀〉，二〇二一年。

藝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