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主的骨頭
這地方擁擠得直叫人犯噁心。好不容易過了安檢，我又被旅行團攔下。大爺大媽們魚貫而過，KN95也蓋不住外散的鄉音。拉成蛇形的隊伍，他們跟隨旗幟，一路呼呼喝喝，不知是要去往什麼地方。
至於我，我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上海虹橋火車站，十小時的車程，夜裡將近十點才能抵達。我花大價錢訂了一等座，就為了少受點罪，可剛到高鐵站便已後悔：鐵鏽的光線把人照得灰頭土臉。外遊客、歸鄉者，他們彷如決堤洪水泛濫於候車大廳內，烏泱泱一片沒有盡頭。
諷刺的是，此次出行、泥牛入海一樣將自己匯入人群之中，我實則是為了避開一個人。
確切而言，是為了躲開阿欣。她要慶祝三月份的生日，才過了元宵節，就已迫不及待地邀遍了同學、好友，以及我。“你到時候一定要來。”飯桌上，她對我說。此中的情真意切，容不得半點質疑。“你一定要來，”同一句話她講了兩遍，手裡緊握酒杯，整個人搖搖晃晃的，顯然已進入微醺狀態，“我太想你啦！換工作後，就好少見面了。”
我如今三十五歲，比阿欣大了整整十年。我和她之間的年齡差距，足夠一個孩子從小學一年級讀至初中畢業，甚至中途還有留一次級的餘地。況且，我遠非活潑外向的人，日常僅為家與辦公樓間兩點一線的往返。偶爾放大假，也不過是跟隨旅行團去一趟日本或新馬泰，走馬觀花遊覽一圈。“上車睡覺，下車尿尿”——這就算一年裡我最盼着的高光時刻了。
阿欣究竟是為了什麼而與我深交，在我看來一直是一個謎。
我們相識於公司茶水間。我是市場部的老員工，她新入職當了銷售，本不會有什麼交集。當年經濟還算景氣，因此茶水間地板明淨光可照人，櫥櫃內壘着咖啡膠囊，天花板頂燈也長年累月地不熄滅。那天中午我吃完盒飯，口中油膩揮之不去，因此想冒險一用膠囊咖啡機，可搗鼓了半天依舊不得其門而入。阿欣正好在旁邊洗杯子。我只記得聞到了女人臉上散粉的香味：她湊過來，皺起鼻子問“怎麼啦”，然後很是自然地上了手。咖啡的氣味應聲外溢，如同濕而重的潮霧逐漸瀰漫開，真是“暖風熏得白領醉”。我喝熱飲，她說話。一杯拿鐵尚未飲完，我已知曉了她的姓名、年齡、職位和教育背景。若非午休時間有限，恐怕還要講到地老天荒去，連祖宗十八代都會一一交代清楚。
一整層死寂如荒塚的辦公室，平日裡只能聽見咳嗽和交代工作時的喃喃細語，以及桌上型電腦開機後的嗡嗡聲，不知因何緣由，突然出現了這樣一位百靈鳥似的人物。無疑，這是阿欣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因為她的面孔、四肢與身軀，皆流淌着電流一般的興奮感。而我卻軀體沉重，連口中的舌頭亦懶得動彈。兩相對比之下，我們彷彿是身處在時間流逝並不相同的兩個世界裡。
不過，阿欣似乎並不將我的愚鈍放在心上。此後她總要來我的工位。有時我還在幹活，一抬頭，正好能看見那張白皙的面孔出現於幾步開外，手裡拿着什麼新鮮玩意兒要給我看。她時常是微笑的，那微笑光彩奪目，好似一輪明月在海上升起。而每當她別過臉或收起笑容，其感覺便如同屋裡有人熄了一盞燈、室內驟然暗了下去。
“宛如室內驟然暗了下去。”我對自己說。此刻，室內卻是極亮。高鐵剛剛開動，我們駛離車站，初時緩慢，接着便像是懸浮在了空中。高架軌道穿過城郊，兩旁是日漸衰敗的老舊建築——電腦城、居民樓與半死不活的小商舖。我想像自己也身處其間，斜躺在行道樹樹蔭內的一張小藤椅上，手上不忘揮動蒲扇。我問自己：端坐於辦公桌後面對數據表格，和端坐於大馬路邊觀看人來人往，哪一種生活更會讓我無法忍受？
說不好，也不好說。我們駛離了中山站，時針即將轉向下午一點。上車前，我打包了麥當勞。現在牛皮紙袋底端濕漉漉的，被油浸成深褐色，只看上一眼便倒盡胃口。有人站起身，捧着撕開了口子的方便麵，往開水機方向走去。麵餅被燙開那一瞬間，其強烈的氣味好似一股煙，一下子飄過了整節車廂。聞着這味道，我更是飢餓，也更覺得沒有食慾。
讀大學時，我吃過許多方便麵。
有時是為了趕時間，有時是懶得下樓去食堂，有時是深夜想來一份快捷夜宵，有時只是單純地想吃方便麵。統一、康師傅與合味道，它們無法給我驚喜，亦不會令我失望。正如我重看了無數遍的電影、重光顧了無數回的餐廳，和重吻了無數次的前女友。這可能是輕微強迫症的表現，也可能是我仍部分地停滯於童年期，畢竟孩童同樣習慣讓家長重複講述早已爛熟於心的童話故事。
我是在上海讀的大學，其後又在那裡待了幾年。此次回去，除了避開阿欣，也是為了再看看從前生活、居住過的地方，權當悼念青春。
讀書時，和多數同齡人一樣，我對愛情仍存在嚮往。前女友與我是同一個專業、同一屆但不同班級的同學。她來自北方，為人爽快，不喜拖泥帶水。可我卻十分懼怕孤獨，總要在她上課的教學樓底下徘徊等候，就為了兩人能一同去食堂打飯。“你太黏人了！”有一次，她抱怨道：“有必要嗎？又不是小學生。”這話說完沒多久，她就愛慕上另一個人，瀟瀟灑灑地跟我分了手。
畢業後，我進了一家留學中介公司當銷售助理，負責收集國外院校資料以及其他雜務。工資不多，事情亦不多。朝九晚五，時間主要耽擱在上班下班的通勤上。地鐵、公交車與步行，林林總總，每天三小時左右。避世者隱居於山野間，我則隱居於早高峰和晚高峰裡。地鐵高架橋躍上城市半空，我於是觀看起樓廈背後的夕陽；公交車穿梭在城市主幹道上，我便開始閱讀沿途的廣告招牌；腳下的羊腸小徑伸入城市深處，我就去窺探那些不光彩的角落，與同樣不光彩的普通人。
如此渾渾噩噩了幾年，最終在父母的勸說下還是回了澳門：“房租那麼貴，工資也不高。大城市麼，體驗體驗就好了呀！”遂辭職、退租、打包、吃告別飯——也不過兩三位好友，也不過兩三頓晚飯。
此後，這座大城市從未曾入過我的夢。我對自己說，我與它是和平分手。然而，時至今日，我仍會想起那些周五晚上的例常漫遊，那是我和上海同頻共振的時刻：
我沿着馬路牙子踱步。街燈隱沒於葉叢與枝條中，光線昏沉，時隱時現，點亮一個個漫長卻也溫和的良夜。
在後半夜的凌晨，喝飽了廉價雞尾酒，我苦等網約車，或是乾脆步行回住處。這時候我總會行過一座佛寺：在一行碩大的“南無阿彌陀佛”，和車流不息的馬路夾縫之間，我跟隨自己投在寺廟外牆上的影子前進。
租屋附近，說不上是工地還是荒廢了的拆遷區裡，偶有一扇窗戶會忽地出現。窗內“豬肉燈”照亮木板上的肋條與五花腩，房間天花板又點了日光燈。因此，明淨的白透着艷麗的紅，閃閃發亮於黑漆漆、朦朧朧的夜色中，仿如一幅油畫的窗口。
回憶至此，我突然了悟：回澳門，我是帶了一點上海的東西在身上的。同理，上海也留下了些許我本擁有的東西。這樣一想，又是嚇一跳：難不成此次前去，我還要將那些拋在腦後、不可名狀的事物給討要回來？
和阿欣相處時，我從不會想這些有的沒的。
我們總是身處當下。我雖比她年長，這座小城的許多小街小巷，卻是由她領着我探索的。她拉我去看話劇、參觀展覽，去戀愛電影館看冷門紀錄片：在放映廳門口的玻璃井蓋上，我們相互比較彼此鞋襪的圖案，一邊對附着於井壁的蕨類植物嘖嘖稱奇。
於擠滿了自拍鏡頭的時髦咖啡館內，我們靠窗坐下。室內空調大多冷過了頭，亞熱帶的陽光則斜照在我們的背上，觸感在溫暖和灼燒之間徘徊。我兩手空空，她身旁卻一定會擺一個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裡頭如同一間雜貨舖、一家書店、一座博物館。我們談天說地，任由杯中冰塊融化、沖淡咖啡的濃度，直到電影快要開場，這才急忙站起身結賬。
每每與阿欣對話，我就彷彿是沐浴在春風之中，然而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不明來由的惆悵，即“美好事物不能久存”的遺憾。往往是在交談時，對着她的笑顏，自然而然地，我的身體便會生出一陣痛楚。從前，在學生宿舍頂樓觀看遠方地平線上的落日時，我也曾有過類似的苦痛。
眼下，同一輪太陽順着列車鐵軌一路西沉，只在天邊陰雲裂縫處露出些許霞光；淡灰色的雨沒過了沿途的村莊和農田；大霧低垂在大地上，過早地帶來了傍晚。透過車窗，我看不見太多的景色，除了山野上的植被：濃烈得發苦、沉鬱得好似有鬼魂棲身其中。
從長沙南站上車的乘客眾多。他們幾乎都穿了羽絨服，走過我身邊時，外套上還冒着室外的寒氣。我沒帶厚衣服，因為南方的春天太過悶熱，讓我想不起其餘地方其實仍是冷的。在珠海高鐵站吃早餐時，長袖衫被汗水浸濕、緊緊貼在我的背上。那會兒，我甚至懊惱怎麼沒穿短袖。
我隨即想起來：那些盔甲一般沉重的衣物，在離開上海以前，我或是把它們留在了房東的大衣櫃裡，或是將它們丟棄在了垃圾堆中。我記得離開垃圾站前回頭看了一眼，那件下襬長至我腳踝的羽絨大外套，它橫臥在一地的外賣白色塑料袋與黑色垃圾袋上，雙臂攤開，如同一個行將就木的人。垃圾站一旁圍站了一圈已經退休多年的阿叔阿嬸。他們穿了成套的半舊睡衣睡褲，手裡緊抱西施犬，相互用上海話說着什麼，一邊注視着我離開，一邊抬手指向那件衣服。我加快了腳步。
在這趟高鐵，所謂“近鄉情更怯”有所應驗，然令我膽怯的，卻遠非客觀意義上的故鄉。很快，天黑下來，窗外的世界消失殆盡。最後兩小時的旅途，我簡直坐不住，一會兒檢查證件包，一會兒讀一讀書，一會兒聽幾首歌……手機是長時間打開的，沒有未讀信息，連仍在上班的同事都沒找過我。我往下翻微信對話框，找到沉入底部的阿欣，點進去，再往上翻聊天記錄：最後一次對話是在一個月前。那天她因朋友臨時有事，所以手上多了一張演出票，於是問我想不想去看。我回答晚上要加班，沒空，阿欣便發了一個微笑表情，然後我們就再沒說過話了。
我長久地看着那個笑臉，手指撫摸鍵盤。偶爾，在夢中，我會打開手機，發一條消息過去，重新開啟這一切。我總想不起來夢裡具體寫下的文字內容，抑或是阿欣究竟回覆了些什麼。可夜半醒來時，那如釋重負之感，卻會十分清晰地流淌在身體裡，緊接着便是本能的喜悅、頓悟後的羞慚，與隨之而來的失眠。
現在，我很想跟她說：“我回了上海，要是你也在這裡就好了。”我還想告訴她：“和你在一起時，我從不曾如此想念過這個地方。”我沉浸在那些本可被訴說卻永遠不會宣之於口的話語裡，直到廣播將我喚醒，宣佈高鐵即將到站。人們開始收拾行李，把辦公與看綜藝用的筆記本電腦塞進包中。我也將背包從頭頂的置物架上拿下，取出了毛衣與圍巾。
酒店，我選了延安西路上的“全季”，就在從前居住的小區附近。與其餘快捷酒店相比，算是便宜。結果卻是“一分價錢一分貨”：房間天花板低矮不說，唯一一扇窗，居然還正對着高架橋。半夜，為肉身的疲憊與精神的亢奮所糾纏，於不息車流的喧嘩聲中，我睡不着覺，便乾脆在寫字檯前坐下、舉目向窗外望去：
馬路對面仍是那家“小肥羊”火鍋餐廳，其清真寺風格的玻璃圓頂，在黑暗中影影綽綽；“喜士多”便利店二十四小時營業，點着極亮的白燈。有一次，便是在此便利店門口，我見到一名盲眼的中年男子。當時正是黃昏，即日本文化所謂的“逢魔時刻”、美國人所說的“陰陽魔界”。四下無車，亦沒有第三人在場。他孤身在馬路中央行走，盲棍末端一下下點觸柏油路，動作中不帶有一絲猶豫，伴隨夕陽烈火一般的光輝，邁步向前，身影漸漸消失在街道的盡頭。我看着眼前這一幕，目瞪口呆，只覺得自己確實是在晝夜交錯之時，瞥見了現實與魔幻交匯的一個瞬間。
我時常也在想，或許“大馬路上的盲人”便是我人生的一個隱喻。進了現在這家公司後，偶爾下了晚班已接近午夜。辦公樓外，街道上空空蕩蕩。橫穿慕拉士大馬路、停頓於中島等待綠燈時，我能感覺到身體內部正在為孤寂所蠶食。似乎吃到最後，就只會留下一個與深夜的城市一樣空洞的軀殼，使我成為我自己的影子。對此，我本是全盤接受、沒有怨言的。直到我認識了阿欣。
去年十二月下旬，恰逢阿欣決定離職的時候，我感染了新冠。
病發前夕，我仍在上班。我只記得那會兒身體疲倦、畏寒，頭暈腦脹，當下還以為是勞累所致，就發信息給阿欣抱怨了幾句，她沒有回覆。那段時間她少有與我交流的閒暇。我想，她興許是在忙，沒看見未讀信息；也可能僅是厭煩了這段友誼，終於下定決心要冷一冷我。無論是何緣故，手機另一端的沉默都令我坐立不安——遂起身去辦公室另一端轉一圈。
“阿欣請三天假，你不知道嗎？”她的部門同事對我說：“她訂婚啊，男友昨晚送了花和鑽戒——看上去起碼有一克拉！”
那人立馬打開微信朋友圈：九宮格的照片，色彩鮮艷。阿欣穿了連衣裙，在鏡頭前捂嘴微笑；果如同事所言，大鑽石在指頭上熠熠生輝。她懷裡還摟着一束玫瑰，以及未婚夫的手臂；背景是金色的字母氣球，寫的是“Marry Me”。
“我們都留言恭喜了，她未婚夫很靚仔喔！”同事笑道。
接着又問：“還以為會叫你去慶祝。阿欣沒跟你講？”
我思考再三，仍不知該如何作答，只好如實道：“她大概是不想告訴我的。”說完，就回了自己座位、繼續工作去了。
夜裡，我開始發高燒，及至第二天早上，已近乎神智不清，於是向主管請假，再去山頂看醫生。滿滿當當的人，將等候室擠得水泄不通，問診的隊伍遙遙沒有盡頭。
冷氣太大，吹得我渾身發抖、牙齒打顫，膝蓋一下下相互撞擊着，怎麼也停不下來。快要輪到我時，阿欣打了電話來，在我耳邊問“感覺怎樣”，那輕快明亮的語氣，正如一把利刃直直插入我胸膛深處。我便說“還好”，一會兒又說“沒什麼”，好不容易等到她結束了通話，這才趕忙起身進了醫生辦公室。
“新冠沒那麼嚴重，”對方見了我後使勁勸慰道，一邊把紙巾遞過來，“不用太擔心！”
待我痊癒，已是隔了一整個禮拜。回去上班，公司空了一半，多是同樣“中招”的同病相憐者。我忙於趕進度，埋頭苦做。中途有人跑來，嘰嘰喳喳講起阿欣前幾日遞交辭職信一事，認定她已經考上了公務員，或計劃要和未婚夫出國環遊世界，我聽了便點點頭，只覺無話可說。
一月，百廢待興。疫病的陰霾尚未褪去，但三年不曾歸來的春天總算爬出了地表、重返人間。我煩惱於生活無聊，便開始網上交友，嘗試在“美圖過度導致樣貌失真”和“美圖過少因此無人問津”間尋找平衡。交友軟件上的男性用戶們多半會索取裸照，或過早地要求線下見面；女性用戶則較喜愛談論電影、書籍和生活，然而終究難以聊到一塊兒去。其中有一個和阿欣差不多年齡的女孩，她有一天忽地問我：“你說，風是寂寞的嗎？”我當下便想：多麼荒謬、矯情的問題啊。風沒有意識，亦無知覺，談何寂寞不寂寞呢？繼而又感慨：恐怕只有不曾出生的人才不會寂寞吧！這樣一想，也就慢慢熄了與陌生人閒聊的興致。
二月，阿欣給我發信息，稱要請客吃晚飯。那是公司旁邊的日料店、過去我們下班後常要光顧的餐廳。她遲到了半小時，臉上妝容比從前更為艷麗，坐下後點了一瓶麒麟啤酒，給我看一看鑽戒，聊了會兒新工作，再邀請我參加下個月的生日派對。不知為什麼，輕易就醉了。我回答“好”，回家入睡後於凌晨時分驚醒，出了一身冷汗，便趕忙打開手機，上網訂了酒店住宿。
三月，我回了上海。到達目的地後稍作休整，第二天便出發去看文藝復興主題展。春寒料峭，然陽光十分慷慨，馬路兩旁的樹皆發了新芽。行人雖摘不下口罩，可若是走得急了，鼻子也會一點點露出來，吸食些許清涼的風。上海博物館旁的人民公園裡，玉蘭花開滿了樹冠，遊人們於樹下餵食白鴿。遠遠望去，白玉蘭好似鳥群棲息枝頭，而鴿子亦如落花般拋灑在大地上。我想不起來阿欣的生日具體是今天還是明天，似乎我已把與她有關的一切都擱置在了澳門。展廳內人潮洶湧，參觀者和保安爭吵聲不斷，我注視着桑索費萊托的《祈禱的聖母》：於聖母潔白的臉龐上，一種綢緞般的、近乎窮奢極慾的華彩在綻放光芒，與她恬靜安寧的神情恰是相矛盾的。我長久地凝視聖母，再一次妄圖留存眼前的這一刻。但觀展隊伍向前移動，如同水下緩慢搖擺的金魚藻，漸漸將我從她面前剝離。
在博物館禮品店，我購買了這幅畫作的明信片，以此來佔有聖母及其背後所代表的種種。地鐵歸途中，我一路苦苦構思該在明信片上寫什麼，雖然心底裡十分清楚：這世上不曾有可以改變孤獨現狀的話語，亦不存在能叫人回心轉意的文字。我在上海生活過的痕跡早已消散，我於澳門愛戀的阿欣亦已遠去。假期還剩一半有餘，我卻已感索然無味。恍惚間，我琢磨起逃回到此地——哪怕只是短暫地——是否僅是一次於事無補的垂死掙扎。說到底，一座把我遺忘的城市，和一個將我拋棄的女人，這二者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李 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