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為“媒”

吸煙和飲酒，是一般人生活中相當普遍的嗜好。而在現代社會醫學的鑑證下，近年對此兩者似乎已提出了一些“警號”。

最近，在電視熒光幕上，稀罕地看到一個由半官方保健機構製作的宣教性質特輯。內容是公佈：從醫學上研究已證明過量飲酒會導致可怕的食道癌、胃癌、膀胱癌、口腔癌和肝硬化以至肝癌；而另一個更負面的行為，便是“酒能亂性”，例如“醉駕”之類。

過去一段年月中，勸誡大衆戒煙的宣傳，可說是尺度越來越嚴，同時，也收到相當顯著的效果。但是，“勸”進酒，可能就有點微妙的“人性化”（有沒有“商業化”因素，不敢說）的對待了。

由於飲酒是自古以來世界上不少人的嗜好，在喜慶或盛大政經會議中，乾杯也是一個流行的口號。至於消愁解困、抒表情懷，酒，也成為一個媒介了。

就說我們一般文人雅士、騷人墨客的作品之中，如果抽走了飲酒這一項描述，可能就令“斗酒詩百篇”的李白少了一份狂放；使曹操不能用“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來曲折地抒表他的“壯志”，也不能從“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的語句中，領悟到人結人緣的可貴。而“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以血代酒、誓滅侵略者的名句，更令人振奮。

文學作品，不少都會借助杜康這個紅娘做媒介，把作者的心事和意境繫上了紅線，於是，成就了一段又一段的美好姻緣（佳作）。我不會飲酒，但我尊重飲酒朋友的個人嗜好。只要不過度，切盼他們能一方面在適當享用中獲得靈感，也保持了健康。

魯 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