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的過客意識說起

西方哲學對中國文學的深刻影響，是一個值得系統探究的話題。例如魯迅，他在受到西方諸如叔本華、尼采等人的深刻影響的同時，也葆有內生性的思想。魯迅的過客意識或許也受到李白的啟發。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中感慨道，“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當這種過客意識上升到哲學的維度，就如同我曾提出“哲性的鄉愁”概念：余光中、鄭愁予與洛夫詩歌中可見的超越地域與文化的鄉愁，都可上升為一種永恆的鄉愁哲學。

存在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脈絡始於上世紀初葉。張愛玲以一種被拋入世界的荒涼感抒寫了存在主義的蒼涼氣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再度出現薩特熱、尼采熱的文化熱潮；史鐵生闡發基督教哲學後，伴隨其人生經歷而流露出向死而生的自我救贖意識。直到今天，鄧曉芒與殘雪的對話亦蘊含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

王國維翻譯了叔本華名著《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的部分章節，並在〈紅樓夢評論〉一文中正確地提煉了叔本華的悲劇哲學與唯意志論。

〈紅樓夢評論〉與意志論的深刻聯繫首先體現在對生之慾與生之痛相終始這一永恆正義的了悟之中，背後是厭世解脫的精神。儘管膚淺的樂觀主義基督教信徒會指認人生本質不止於此，應該追求詩性的正義，但統治世界的永遠是永恆的正義。《紅樓夢》作為“悲劇之悲劇”的自然發生，正是“永恆的正義”的寫照。往往具有強烈悲感意識的作家都會對人生本質有深刻的洞察與體驗，後繼者如錢鍾書、張愛玲與白先勇筆觸間的悲觀主義色彩都與《紅樓夢》相會通，又如昆德拉對尼采“永劫回歸”的反思，亦體現了人生註定不完美的叔本華式悲劇意識。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