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的出版與傳統文化的堅守
一個世紀前，《學衡》雜誌正式創刊。該雜誌由東南大學的教授、學人共同創辦、經營，它是一個文化座標，旨在回應“五四”前後以《新青年》主導的“文學革命”。考察《學衡》的出版實踐後可發現，該學人群提出並踐行着不同於《新青年》的“文學革命”或“新文化”方案。當前，學界愈發留意並致力反思一百年前，通過“跨語際實踐”所得來的語彙，如“文學（Literature）”、“現代性（modernity）”等。《學衡》個案能夠為這種反思提供獨特視角及有效途徑。
《學衡》的辦刊旨趣
《學衡》雜誌正式創刊於一九二二年，梅光迪牽頭，與吳宓、劉伯明、柳詒征、胡先驌等一道經營。這些知識分子大多為任職於東南大學的學者、教授，逐漸形成、鞏固能夠與“新青年”同人——北大學者、教授群相抗衡的社會及文化資本。“學衡社”的建立，《學衡》雜誌的創辦，標誌着一南一北，所謂“保守”與“激進”兩大“新文化”思想陣營及對壘局面的形成。
《學衡》雜誌的宗旨，可見於每一期的《學衡雜誌簡章》：“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①在“宗旨”之後，《簡章》闡明了雜誌的文章體裁和選刊辦法，由此能一窺該刊在稿件選取中對於內容與風格的偏愛。
從內容上看，《學衡》徵求“論學”類稿件，中學、西學皆可：對於國學，呼籲以切實之功夫、為精確之研究，挖掘其中能夠超越時空局限、在新語境傳承的恆久價值，讓國人在西學湧入的大勢中，不至妄自菲薄、刻意摧毀這些文化寶藏；對於西學，主張在深入辨析一種學問的本質、底細、原委的基礎之上，批判汲取其中的養分，不能僅憑道聽途說、盲從“潮流”。從行文風格上看，《學衡》要求稿件“明暢雅潔”，一則為了創造“新文化”的志業，二是顧及雜誌作為大眾媒體的特點——市場導向、讀者面向。
由此可見，《學衡》的文化主張區別於往日“守舊派”的古字連篇、故尚譎詭，也不同於面向學者的“學究氣”濃重的學刊。《學衡》致力做這樣的嘗試：“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力圖以此證明：只要作者才力運用得當，“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這樣的文化主張與實踐推行，明顯叫板、回擊《新青年》以白話文為中國文學唯一工具的“新文化”方案。
早在《學衡》創辦之前，梅光迪在給東南大學（其前身為南京高等師範大學）授課時，討論到“文學之界說”，由學生記錄、整理成講稿《文學概論》／《文學概論講義》，從中實能一窺梅光迪的“文學”思想。梅氏在講演中指出，中國和西洋在“文學界說”上確實存在不同的理解：“孔子講‘鬱鬱乎文哉’、‘巍巍乎其有文章’，這個‘文’字及‘文章’兩字，都是作文化（Civilization）講的，並不是什麼文學(Literature)。還有幾句話叫做‘博學於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等‘文’字，都是講人類的彩色、藝術(Art)，並不是講什麼文學……”②在梅光迪看來，“文學”的內容由智識、思想、閱歷生成，而作為“美術”的一種，“文學”的審美特質與內容實質一樣重要。所謂“文質彬彬”，大概能用在此處，形容梅光迪對“文學”的理解。
相關學人的文學思想，在《學衡》出版實踐中的主要體現：一方面看重蘊含治學批判(Critical)精神的文章或稿件，一方面致力憑藉“文學批評”、“文藝美學”的方法、視角重塑新時期的審美標準和品位。因此，從“文學”面向對《學衡》進行研究時，也許更應留意其中綜合了文學(Literature)、學術、文化、審美、道德、思想等方面的評論性質或學術引介類文章。
論究學術：回擊新文化、白話文運動
在《學衡》的創刊號，緊接創刊宣言發表的兩篇重量級文章，分別是劉伯明的《學者之精神》和梅光迪的《評提倡新文化者》。這兩篇文章先聲奪人，開宗明義地表達學術立場、文化觀點，尤其兩文氣勢疊加，感召力雙倍，為全刊奠定基調。
劉伯明在開篇簡要回顧了學界近況，其大意是：得益於出版業的繁榮，西洋新學傳入中國並推廣開去，顯得更為便利；與此同時，資訊的快速流播，使得很多新興學說未經審慎研究、甄別價值，便直接拿來發表、出版以牟利，弊端叢生，學界的發展實在堪憂。據此，他提出了五點學者之精神：自信；重自得；“知識的貞操”（標準與原則）；求真之精神；審慎之態度。③尤其是後兩點，明確回應了《學衡》的宗旨。
如果說劉伯明的文章起到開篇點題的作用，那麼梅光迪的《評提倡新文化者》則針鋒相對地抨擊以胡適為代表的“新青年”陣營及其“新文化”思想，於此，梅氏創辦《學衡》的緣起或動因表露無遺。梅光迪認為，“提倡新文化者”有四宗罪：非思想家乃詭辯家；非創造家乃模仿家；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不論是思想家、創造家、學問家還是教育家，都必須經歷一段艱苦、漫長的積累和沉澱的過程，需要具備劉伯明所說的“自信”、“自得”之精神。相反，詭辯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皆着眼於眼前的、短期的成效，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和回報。梅氏指出：“改造固有文化，與吸取他人文化，皆需先有徹底研究，加以至明確之評判，副以至精當之手續，合千百融貫中西之通儒大師，宣導國人，蔚為風氣，則四五十年後，成效必有可見也。”④此番論述呼應了《學衡雜誌簡章》對於文章內容的要求：“博極群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由此可一窺《學衡》同人的治學精神和文化理念。
在《學衡》同人看來，真正意義上的“文藝復興”或“文學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需要沉靜、隱忍、審慎、辯證的學術研究過程。
西方學說的翻譯和引介
受恩師白璧德影響，梅光迪、吳宓、胡先驌等《學衡》同人，在翻譯、引介“西學”時，以白氏的“新人文主義”學說為主要理論支撐。
在《學衡》雜誌中，正式引介白璧德思想的文章首發於第三期——《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如果說第一、二期的內容編排旨在開宗明義地表達與《新青年》針鋒相對的“新文化”主張和立場，那麼自第三期起，《學衡》的重點則逐漸落實在論學上。除了同人的原創文章外，西方學說的直接譯介和間接引薦，為《學衡》“文學”思想的闡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和話語支撐。由此看來，這篇由胡先驌翻譯、吳宓提寫編輯按語的譯文，安排在第三期第一篇，可見其思想價值之於《學衡》的舉足輕重。
該文實為白璧德的演講稿。白璧德在演講中批評中國推行的“文藝復興”方案與實踐一味學習西方，卻不屑保護、傳承自己的古典文化，他對此深感擔憂。在他看來，近代西方主要有兩種思想傾向：一方重功利，“注重組織與效率，崇信機械之功用”；一方注重感情之擴張，對人尚博愛，對己重個性。這本身就有很多問題、弊病，需要修正與調和。中國學人不宜在未曾理清學術脈絡、辨明學說利弊的情況下，盲目引進、接受和應用西學。如上所述，白璧德主張的“新人文主義”精神，恰是力求以“中庸”為度，盡可能平衡兩極，使人和社會盡量避免走向極端。胡先驌、吳宓譯介此文，呼應了《學衡》“論究學術，闡求真理”的主張：拒絕追隨唯新是求的潮流，“甘坐冷板凳”，不論面對中學或西學，皆以《學衡》英文刊名中“critical”、批判的方法和精神去“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嚴詩喆 （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博士）
註釋：
1.《學衡》第一期（上海：中華書局，1922），扉頁。
2.梅光迪著，梅鐵山主編《梅光迪文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119。
3.大成老舊期刊全文資料庫，《學衡》（上海：中華書局，1922），第一期，頁1-4。
4.同上書，頁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