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里其人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剛到濠江中學任教。有一天，杜嵐校長在校長室找我談話，只聽見有人把校長室的門輕輕敲了一下，走進一位戴着金絲黑邊眼鏡，身材略為健碩，溫文儒雅的中年人。我連忙起身恭迎。杜校長擺擺手，站起來向我介紹，這位是總務主任危亦健先生，也是澳門知名詩人陶里。你們是同行，以後可以多點交流。我握着陶里先生的手，簡單交談幾句，並請他先向杜校長匯報工作，我迴避一下。陶里彬彬有禮地答道：就財務事項請杜校長簽署，臨走他又對我說：“在學校，工作、生活、學習有什麼困難，可來總務處找我，會盡力幫助解決。”簡樸而實在的話語，如一股暖流充滿我的心田，至今難以忘懷。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擔任了文史科組萌芽文學社輔導老師，準備出版第一本學生優秀作文選，收集了學生對外徵文比賽獲獎作品，包括報刊雜誌發表的散文、讀後感、詩歌及課堂優秀習作等結集成書，我們想請陶里先生為作文選《萌芽》寫一篇“序言”。一九九七年春節前夕，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總務處，向陶里先生說明原委後，他微笑着對我說：“那我試試吧。”三月一日，他請我去總務處，拿出一疊手稿，十分謙虛地說：“看看可否用？”他給了我草稿和正式稿件，可見他閱讀學生作品的認真，撰寫序言的縝密，拜讀“序言”，我被陶里先生優美的文筆，扼要的概括，中肯的建議感動着。
“濠江中學的語文教學，有扎實的教師隊伍和優良的教學傳統。早期，以陶俊棠老師為首的語文教學效果，至今仍為到了中年的校友們由衷讚賞和敬佩。繼之而起的邱子維老師，化高深為通俗，轉枯澀為幽默，激發了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稍後，有學識淵博的凌瓏老師和李觀鼎老師，又把語文教學引入新的、更有成效的境界。彭世強老師、楊海根老師、高榮良老師和郭裕中老師等承前啟後把語文教學向前推進一步，同時也大力推動了萌芽文學社向前發展。把《萌芽》文學小報辦好，一方面鼓勵學生投稿《萌芽報》，一方面也發動學生把作品投到本澳各大報紙副刊去發表。現在，將這些文字結集，就顯得琳琅滿目了。”
“最使我佩服的遠在八十年代初期，杜校長強調語文教學必須用普通話講課，純化教學用語。這一舉措提高了學生的聽和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普通話最接近規範化漢語，潛移默化地糾正了學生濫用粵語方言的寫作習慣，使學生能純正地運用漢語。”這是陶里對濠江中學半個世紀語文教學的充分肯定，對杜嵐校長推行普通話教學，提高語文教學質量的充分肯定。
同時，陶里先生殷切地期望：“學生的習作，以一般的議論和敘述為主，能運用文學語言或手段來寫作的比較少。語文教學，基礎知識包括語言知識和文學知識，兩者是同行的，尤其是高中階段，文學性教學更為重要。青年學生大多活潑熱情，吸收感性知識比理性知識快，對於啟發性靈的文學，尤其容易爆出使人驚訝的火花，從此走上文學道路。”陶里先生上世紀六十年代在越南、柬埔寨、老撾任華文中學教師，十五歲開始創作詩歌和散文，這肺腑之言，既是對語文老師的期望，也盼望我們仍能培養一批寫文作詩的文學青年。今天再讀此文，更感受到他以自己從教經歷及走上文學創作之路來勉勵濠江的師生。二十五年前的情景歷歷在目，潸然淚下。
陶里先生常說：工作時間，工作為主，談詩為次；工餘時間，談詩為主，工作為次。記得一九九九年，教育會初中粵語集誦，誦材選用了陶里先生的現代詩《五月的憂鬱》，當時，我很想請他到排練現場做指導，恰巧他路過排練場駐足看了一會兒，笑笑走了，我很納悶。比賽正式開始了，那天下着滂沱大雨，賽場外有些積水，陶里先生攜夫人來到賽場，其夫人不小心踩空摔倒在地，渾身濕透。只見他們簡單清理了一下就進入賽場找了空位坐下，十分專注地看完初中粵語集誦比賽。我們在一次賽後小結中，特意邀請陶里先生作點評。他說：各校集誦均有特點，差距不是很大，關鍵在於對《五月的憂鬱》誦材內容的理解，粵語集誦技巧的應用。這是一首現代詩，現代詩通常含有語言的無序性，意象的跳躍性，邏輯的無理性，時空的錯動性，自我的肯定性和含意的多元性等特點，或含有這些眾性之一二。全詩四節，以五月為景象，憂鬱為意象，穿插時空的錯位，意象的多元，引發讀者的想像，朗誦可見朗誦者對作品的理解。這需要老師的深入思考，合情指導。粵語朗誦與普通話朗誦的誦材選擇十分重要，組委會選這首詩為初中粵語集誦誦材恰到好處，如用普通話朗誦，效果未必好。陶里先生興致很高，分別用粵語、普通話、越南話和老撾語朗誦了這首詩，是一次很好的朗誦指導分享會。
接着，他又指出，自己作為《五月的憂鬱》的作者，又是學校行政人員，有義務去聆聽各隊的集誦，讓評委作出評判。事先不作指導點評是公正的，也能看到師生們認真排練而取得好成績，從內心感到坦然進而肅然起敬。這就是性情中的陶里，在細節中見他公正，也與他長期擔任總務主任，深受杜嵐校長信任的初衷。記得有一次，我和閆紅老師、錢克健老師在學校附近的新益晚餐，恰巧陶里夫婦也在用餐，他見到我們，熱情地打招呼，他們餐後輕輕招呼一下，很有風度地離開了。當我們用完餐付款時，收銀員告訴我們，危主任已為你們埋單了。第二天，我們向他致謝時，他微笑着說：一直想找機會招待一下。他的紳士風度，詩人氣質至今留在我們心坎裡。
二○○○年底，陶里先生見證了澳門回歸祖國的盛況，情緒的震撼時有餘波盪漾。他是一個久經憂患的人，居安思危，常向憂患處想。梁披雲先生的《登麻坡桃源俱樂部》詩中的“危闌高處獨凝眸”和“庾郎別有傷心在”兩句深深地打動他的心，詩集《危闌高處》付梓了，我成了此書出版前的第一位讀者，並作《代序：變形拗曲中的感悟》。
當年，我拜讀了陶里先生的《讓時間變為固體》，即有茅塞頓開之感，讀一首傳統詩，可在作者的喜怒哀樂中引發自身的情緒變化；而現代詩卻留有廣闊空間，使讀者的思路可以在想像、聯想中自由馳騁，在詩歌的象徵性中引起共鳴。陶里先生的現代詩文筆流暢，語言詼諧幽默，在調侃中給人以啟迪，不少詩作中西貫通，廣徵博引，厚積薄發，可見他精深的文學造詣和理論修養。
《小城紀事》和《澳門急診》具有較多歷史滄桑感，但卻都注意隨時吸收時代的新特質、新方法，使他的詩圓熟中有新意。《關閘的魚》關注現實人心、時代社會，把握了詩歌古典言志、抒情的內核，同時進行了大膽的意象經營，從而不失詩歌藝術中的“陌生化”效果和文化的厚重感。《盛大的孤獨》演繹了歷史是螺旋型的，回歸是歷史的必然；是對一個時代即將結束，另一個時代即將開始的渴望。《一個燒飯男人的菜場觀》惟妙惟肖地寫出主人公“腸胃下墜”飢餓難忍的窘態，又形象逼真地寫出菜場豐盛菜蔬而引發“血脈賁張”的食慾，具有現代詩意象的跳躍與邏輯的無理。
陶里先生早年僑居越南，學的是中華文化和法越文化，受徐志摩、戴望舒和李金髮的影響，後受波特萊爾的影響，八十年代後定居澳門。因此，他把中國傳統文化之根深植於心中，並未因阻隔而失落；同時，長期的異質文化薰陶，加上澳門外界文化的新氣象、新事物具有較大的寬容度和較開闊的視野，他的新詩也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四月天以後》意境開闊，含義雋永，願他（徐志摩）能“在海枯處跟她重逢”。宋代黃庭堅讚蘇軾“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黑色驟雨現象學初階》和《褲襠裡的臉》都屬這方面的佳作。《網上》是一首反傳統特質的抒情詩，把真實形象的扭曲、變形，通過電腦、網絡寄託詩人的豐富情感，讓讀者從奇特的形象中引起思考，得到心靈的愉悅。《危闌高處》是該詩集開篇之作，也是詩人內心的表露，希望自己能橫眼冷觀、處事不驚、淡泊名利，因此，“沒有為我（自己）造個影子”。
陶里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後，視力大大衰退，仍筆耕不輟。二○○七年，他的新作《海客無幽夢》（舊體詩）出版了。他的舊體詩抒發的是友情、親情和山水之情，頗有深度。“彩燭平明輝客舍，征衣斑駁入新房”是抒發對從軍四弟新婚的喜悅之情。“渴飲盜泉君忍辱，寒棧惡木鳥啼悲”是對親友越戰創痛的傷懷之作。“拔地華樓蔽日高，耀金鏡海斂波濤”是對澳氹天塹變通途的讚美之意。“樑摧殿毀祝融夷，聖跡流芳自古奇”是對三巴牌坊的歷史寫照。“桂山倚劍大江東，矗立青巔氣如虹”抒發對愛國詩人文天祥的崇敬之情。“方冠三戴領銜還，袍展儒林豈等閒”，抒發對兒子取得博士學位的喜悅。細讀陶里的古詩詞佳句，彷彿與他一起享受美好的人生。
我與陶里先生相識短短數年，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平易近人，敦厚待人；處事不驚，順情而解；堅持原則，公私分明。陶里先生植根澳門文學，涉獵文體甚廣，為推動澳門文學發展作出傑出貢獻。謹以此文懷念陶里先生。
高榮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