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與中國未來

“一國兩制”是個歷史性話題。它由來已久，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成為一個與中國未來命運攸關、極為迫切的話題。港澳回歸祖國以來二十多年的歷史實踐表明，“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雖然歷經風雨艱辛，但終究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功。二○二二年七月一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慶典上，再一次讚揚“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同時強調：“‘一國兩制’是經過實踐反覆檢驗了的，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根本利益，得到十四億多祖國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門居民一致擁護，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可以說，在香港回歸廿五周年慶典這樣舉世關注的歷史性場合，中國國家主席對於“一國兩制”再次高度肯定和讚揚，是向世界發出明確信號：在港澳實行“一國兩制”的國策不僅不會改變，而且會持志彌堅、行至更遠。它更加明確了我們未來推進“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決心和信心，更進一步明確了我們這一代人擔當這項偉大事業的光榮使命。

“一國兩制”不僅攸關香港、澳門的現在與未來，而且攸關台灣和平統一，攸關我們整個國家和整個中華民族的現在與未來。因此，明確、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一國兩制”的文化淵源、思想基礎、歷史意義、現實價值及其實現路徑，對我們堅定不移、理性智慧、全面準確、放眼長遠地推進這一偉大實踐非常必要。

一、新時代將“一國兩制”推到中國歷史發展的前沿

今天的中國和世界，又一次處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點、轉捩點上。整個二十一世紀中國和人類的命運如何，將直接取決未來五年到十年中國和世界的發展變化情形。在這個大時代的進程中，中國能扮演甚麼樣的歷史角色，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一國兩制”實踐的發展。可以說，當今中國的發展現實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把“一國兩制”問題推升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前沿，成為當下中國的“當慮之急”和當務之急。

二○二一年，中國國務院發佈了《中國的全面小康》白皮書，向世界宣告新時代中國“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和第一個百年目標實現。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此過程中還成功地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然而，正因如此，新時代又給我們提出了新問題和新要求。概括起來有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國家治理體系亟需加速完善。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過去，隨着“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和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實現，我們在新時代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時，必須要有社會治理體系的適應和支持。因為要保持經濟持續繁榮發展，全體人民普遍福祉和共同富裕，就必須有與之適應的社會治理體系，沒有後者，前者就不可能得到保障。總之，新時代的顯著特徵之一就是堅持改革開放，而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第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二○一九年二月十八日中央和國務院發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是新時代極為重要和關鍵的國家戰略。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新時代第二輪改革開放的明確信號。它雖然以大灣區命題，但意義卻遠遠超越地區、超越局部、超越當下。一句話，它是一個涉及國家全域和中國未來命運的大事業。因為將香港和澳門納入其中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同時擔負着新時代國家經濟社會協調和平衡發展，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社會，中國走向世界尋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多重使命。“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澳門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的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主席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實質上，這種獨特地位、優勢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中體現在香港、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及其與國際高度接軌的制度規則。這也是為甚麼國家領導人再三強調“規則對接”重要性的原因所在。顯而易見，“一國兩制”實踐及其拓展現今已然被推到了國家進步的最前沿。

第三，中華民族復興和中國走向世界的需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而“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今天，中華民族崛起已經成為現實，而且正在快步走向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成為中國在新時代為人類做貢獻的一個偉大目標。這個使命和目標要求我們有一種與此時代和目標相一致的思考、行動和作為。而“一國兩制”不僅是我們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保障國家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和實現祖國統一的關鍵之舉，而且還是與民族復興、“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直接相關的準備和路徑選擇，這一路徑選擇體現着屬於中國的，但卻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觀。

二、“一國兩制”的文化淵源與歷史進程

中國在港澳實行“一國兩制”，有其深刻的文化和思想淵源以及半個多世紀的形成過程。

1.“一國兩制”的文化基因和思想淵源

略讀一些中國歷史的人都能看到，自中華文明誕生以來，至少從夏、商、周開始之後，中國幾千年文明史進程中，有過無數次戰爭征伐，其中大部分都是圍繞一統和多統之間的衝突展開的。所以，可以說“大一統”觀念是中國文化自始就有的一個基因。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不斷追尋大一統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文化又逐步形成了包容並蓄、多元共存的天下文化特徵。進一步說，只要是能夠實現“一統”之“和”或大同，那麼其他小異或不同都可以包容或放下。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正是這種價值觀的體現，它客觀上促進和維護着國家的大一統。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多元成就了中國國家的一統，多元和一統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了辯證統一。其結果，中國文化在養育相容並蓄乃至海納百川氣度與胸懷的同時，也確立了民族尊嚴、國家統一是最高的、不可冒犯的價值。

2.“一國兩制”國策的緣起及其思想脈絡

正是由於有上述這樣的文化基因和思想淵源，所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在如何解決大陸和台灣統一的問題上，才很自然地有了後來逐步發展充實，最終被概括為“一國兩制”的思考和探索。儘管由於國際和國內政治的原因，台海關係半個多世紀以來幾度劍拔弩張、波詭雲譎，但大陸方面其實從一開始就有和平解決的願望和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大陸方面就已經開始嘗試與台灣接觸對話。一九五○年三月，毛澤東就讓張治中設法與台灣方面溝通，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他在給張治中的信中說：“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極為重要，尚希刻意經營，借收成效。”與此同時，周恩來還通過龍雲之子龍繩武給台灣有關國民黨人士帶去和談資訊。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蔣介石也派李次白秘密往大陸，試探大陸對於台灣的態度。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鑒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大陸方面開始明確和平解決台灣的意向。周恩來總理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上明確宣佈：“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原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澤東宣稱“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同年十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曹聚仁時說，台灣可以派代表參加全國人大和政協，至於台灣何時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革，則要徵得蔣先生同意才做。並且提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的原則。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以彭德懷名義發表的第二次《告台灣同胞書》，開宗明義就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我們合作過兩回，為甚麼不能合作三回呢”？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會見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時還說，台灣如果回到祖國，“一切都可以照舊”。“他們可以過着自己的方式生活，來了大陸就是大貢獻，把枝同大陸連起來，根還是他的。他可以搞他的一套，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軍，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一九六一年六月，他又進一步說，“如果台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中國，那麼台灣的社會制度可以留待以後談。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根據毛澤東提出立場原則，概括出“一綱四目”。其中“一綱”就是台灣回歸祖國；“四目”則是：1.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的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2.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3.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進行；4.雙方互約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為使台灣方面清楚了解，周恩來通過特定管道將此原則資訊轉給陳誠。一九七九年，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名義發表的第五次《告台灣同胞書》，公開正式地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呼籲。一九八三年，作為當時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將毛澤東最早提出，周恩來進一步明確的和平統一思想原則，再一次非常清晰、具體且系統地予以表述。他說：大陸和台灣之間“核心的問題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統一作出貢獻。”（《解放日報》，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日第一版，“鄧小平談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不僅如此，鄧小平甚至對祖國統一後台灣的政治地位提出了基本的設想，他說：“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去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應該說，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方案最為具體全面的闡述。上述歷史過程表明，“一國兩制”國策有很深刻的文化觀念淵源和政治思想基礎，而且經過了中國幾代領導人的長期思考和醞釀。

（上）

北京師範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米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