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補償

儘管集體創作、非線性敘事結構、肢體劇場等當代劇場形式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在澳門劇場演出中現身，不過作為迎向一般大眾、非劇場常客的藝術節，又在消費、娛樂場所的劇院中上演，即使劇中意涵如此日常無害，《九聲》還是挑戰了大眾對“戲劇”的預設期待。

就現時大眾所認知的“戲劇”來說：“戲如人生”，所謂“人生”，其實是被編劇去蕪存菁、提煉過的某種生活縮影，而不是真實的人類生活狀態。德國劇場學者漢斯 · 蒂斯 · 雷曼在《後戲劇劇場》一書中指出：“戲劇具有某種補償功能，即用一種秩序來補償現實世界的混亂狀態。而在後戲劇劇場中，這個功能正好被倒置過來了。”這裡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九聲》具有一些雷曼筆下“後戲劇劇場”的特徵，它不是要重組一種人們感到有秩序的、好理解的“生活”，而是還原當代“生活”中，碎片化、共時並置、無解的存在方式。

正如在場刊“導演的話”中，導演之一譚智泉說︰“在這個複雜的世間，很難有一種聲音能讓我們感到存在和被愛。”也許可理解為，它拒絕用劇場去補償如此“複雜”的世間，反而像網絡世界的平行時空裡，拼貼了“多重真實”的生活碎片，碎片之間沒有解說式的引述與標題，而是用抽象的肢體、舞台景觀或聲音作為連結。這種“真實”、如此的 “生活”，其實一直在我們的手機上、平板電腦前不斷重複、重演，也許這正是《九聲》，一個從“聲、色、市”等概念出發的集體創作的前提。人們常說“每個字都看得懂，卻不知道在說什麼”，全劇每個段落都看得懂，但我們無需連結成完整的故事，片段與片段共構的，是某種都市生活的流動圖景，它叫“空洞”。

（談《九聲》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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