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孩子”的榮光

曾平標、廖子馨的《中國的孩子》作為展現澳門少年兒童國家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報告文學，以在場性的寫作身法構建了一部時代大書。他們從〈給習爺爺寫信〉開篇，在現實和歷史兩個場域以十個故事維度進行深度寫作，多視角地促成了全書厚重的文化底蘊和時代意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韓牧先生在“港澳作家座談會”上，倡議“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發展兒童文學”，文學人和寫作者便源源不斷地向漢語文學世界貢獻了獨特的澳門精神和澳門情結。曾平標、廖子馨的《中國的孩子》，將“孩子”置入到了“成長中的少年兒童”、“中國的孩子——澳門”的雙重隱喻格局中。在這樣的文學格局裡，曾平標、廖子馨是細膩而誠摯的。他們在〈Macau不是我真姓〉中，以〈七子之歌〉的第二代領唱者十一歲的龍紫嵐在京參訓為起興，借由一個土生土長的澳門孩子的親身經歷，呈現了祖國母親的包容器度與恢弘氣象，傳遞出了“澳門普通百姓的家國情懷：有國才有家，我愛我的國，我愛我的家……”曾平標、廖子馨更是用回溯法，把第一代領唱者容韻琳的成長、詞作者聞一多的深情、《澳門歲月》總導演李凱的情懷、作曲家李海鷹的巧思巧妙連接綴合，呈現了中華兒女拳拳的“中國心”。

《中國的孩子》是一部一口氣讀完並能使人不斷回味的作品。曾平標、廖子馨在自己已然形成的敘事風格中，用樸實卻動人心脾的語言記錄時代的摺痕。他們記錄的故事、書寫的人物始終裹挾着時代的潮流。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人物，真實又立體，豐滿又感人，使得讀者在文字沉浸中獲得了在場感。〈解放軍叔叔來了〉以紀實的筆法將二〇一七年颱風“天鴿”襲擊澳門的場景進行了複現。曾平標、廖子馨還原了澳門“孩子們”在風暴中的驚恐、無奈甚至絕望，真實如畫。而風暴過後的他們，自發地進行自救互助，在精疲力竭中看到了“希望”。“我們是九點三十分接到的命令，接到命令以後，九點三十一分即出動。”人民子弟兵的迅捷點亮了困於災後重建的澳門人的“希望”，而這恰恰是祖國對於澳門及澳門“孩子”的深情呵護。“在澳門北區黑沙環新街，幾棵枝繁葉茂的樹倒在馬路上，戰士們用電鋸將樹木鋸成數截，來不及修整的樹杈極為扎手，但戰士們根本顧不上被扎破的手，忍着痛一捆接一捆地往車上摞。”這些成長中的孩子們，在近距離目睹了解放軍叔叔鐵一般紀律、鋼一樣意志，在深厚的“軍民魚水情”中長養出了一份成長的責任感，更在體味出了祖國作為“堅強後盾”的真實中收穫了歸屬感和幸福感。

曾平標、廖子馨在《中國的孩子》中，向世界展示了澳門青少年兒童在愛國主義教育感召中體現出的獨特的澳門精神和澳門情緒。雖以浮光掠影式的事件片段為捕捉，但卻用貫穿澳門前世今生的十個故事，將澳門的厚實歷史和人文精神進行了深度挖掘與細膩呈現。他們在〈最美的傳承〉中，以嶺南文化瑰寶——粵劇藝術為觀察，將粵港澳內蘊的文化血脈在“興盛——式微——新生”的變遷中形成如虹的光環。這既展示了澳門老中青三代人對於粵劇傳承所付出的心血，又篤定了中華兒女在賡續傳統文化中永不變更的中國魂。可以說，曾平標、廖子馨的文字有着強烈而自覺的使命感。拋開他們對於時代大主題的敏銳關注外，但就兒童文學在新時代的使命而言，他們把這個時代需要以更為多元的方式，化育未來一代的使命自覺自為地作出了探索與實踐。同時，他們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繼承和高揚了中國兒童文學“以善為美”的旗幟。並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着中國兒童文學的道德承諾與美學責任，通過藝術的形象化的審美途徑堅守了文學的品質、護衛了兒童文學的資質。《中國的孩子》在以澳門為鏡像的生動、真誠的文學表達中，為青少年兒童的國家歸屬感和認同感建立了正面的價值觀。

洪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