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芳洲一枝“梅”
梅光迪，安徽宣城人，是現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學衡派真正的創始人，早年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芝加哥西北大學、哈佛大學。一九一五年秋，他拜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為師，成為白璧德的第一位中國弟子。留美期間，他與胡適關於白話、文言的辯論，被史家稱為“胡梅之爭”。歸國後，他又發起創辦了《學衡》雜誌，將“胡梅之爭”發展為學衡派與新青年派兩大陣營的對壘，是永載新文化運動史冊的重大事件，對後世影響深遠。
弋江才子化新知
對於梅光迪、學衡派，不少人會感到陌生，但提及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則家喻戶曉，幾乎無人不識。胡適這個名字與“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學現代化等關鍵字緊密相連。與這一歷史主流同時存在的革命、改良思潮，紛繁複雜，不勝枚舉。其中，以梅光迪、吳宓等為先導的學衡派，後被劃分為文化保守主義，對胡適新文化主張的批判、制衡、改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胡適曾坦言：“文章無敵，只怕宣城。”儘管在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政治格局之下，不被歷史所選擇，學衡思潮本身的價值不但未被削減、消滅，反而在時間、歷史的沉澱下愈加明晰。
事實上，胡梅之間的意見分歧，早在二人於美國留學之時便已產生，且愈演愈烈。梅光迪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文藝美學的基礎之上，受其師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影響，形成自己的人文思想，以及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在現代社會繼承和發展的主張。與之相應，胡適受其師杜威實驗主義思想的影響，體現在文學、文化觀上，表現為重視文學的現實功能、效用和意義。
具體而言，二人留學階段的爭論，在一次遊湖過後、對好友任鴻雋《泛湖即事詩》一作的討論、批評上，掀起了高潮。胡適對該詩評曰：用套句，詩中的言和載皆死字，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上句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不相稱。他認為：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不但文字如此，文章也有死活。活文章，聽得懂，說得出。死文章，若要懂，須翻譯。他還說：今之思想，非中世紀之思想也。思想與文字同無古今而有死活，皆不得不與時世變遷。當變而不變，則死矣。
對於胡適這樣的文化觀及文學革命思想，梅光迪先是詫異，而後帶着批判的眼光和態度對此進行討論，闡明自己的文學改良主張。他說：足下所自矜為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為非二十世紀之活字。夫文學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他提醒道：吾輩言文學革命須謹慎以出之，尤須先精究吾國文字始敢言改革如足下言，乃以暴易暴耳，豈得謂之改良乎！大抵改革一事，只須改革其流弊，而與其事之本體無關。如足下言革命，直欲將吾國之文學盡行推翻，本體與流弊無別，可乎？
梅光迪的文學、文化觀，或人文思想，一方面來源於儒家文質彬彬的君子標準，另一方面吸收其師新人文主義思想中對現代人、紳士的要求。在白璧德看來，現代的精髓在於批判(critical)與實證(positive)之精神。現代不意味着與歷史、傳統截然二分，將歷史視作包袱，在與其斷絕關係的基礎上，回到原點，白手起家，建設現代社會和生活。相反，真正的現代精神，在批判繼承和發展傳統典範、經典的標準、要求的基礎上，結合現代社會的實際情況，建立新的標準以供參考和比照。除了對時間向度上的傳統批判以待、審慎改良之外，對同時期的其他思潮，也應批判看待。他不認為自由、平等、民主等權利能夠漫無邊界，無任何可供參考的標準來比照、規範。他主張，以批判與實證的眼光和思維去建立且不斷改良、完善這些標準，進而演變為現代人文社會的運行法規、現代人的行為準則。他為現代人文思想——新人文主義的發展指明方向，也為現代的紳士、學者、君子樹立了典範。白璧德的人文主義現代精神，充分體現在由其中國弟子梅光迪為首、創刊的《學衡》雜誌的口號裏——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弋江才子梅光迪學貫中西，透過其人文思想，可窺豹以他為代表的學衡諸君，為踐行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不斷努力和嘗試，還在傳統人文精神的現代轉化中得以體現。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作為新知融化在梅光迪以人文儒學為基礎的思想當中，對現代中國語境下傳承與發展傳統文化，起到特殊的作用。另外，我們還可從跨文化實踐的視角，探討白璧德如何受以梅光迪為代表的中國弟子的影響，着重關注到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並提出國際人文主義運動的主張……這對中國乃至全球人文主義現代性的理想建構會帶來正面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人們對現代性的理解，進而對當下中美（西）的競爭現實，對現代民族國家之間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博弈和較量的把握，具有重要意義。
胡梅之爭與現代性反思
關於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分期，政治上，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被公認為古代與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分界線；文化上，胡適於一九一七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被視作文學革命的開端，與隨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道，被視為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起源。新文化運動更是將文學議題上的討論及革命延展到政治建構層面，對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藍圖和實踐產生深遠且主導性的影響。而這種傳統的歷史敘述方式和思維邏輯，引起越來越多質疑、批判、反對的聲音。
對於中國現代性議題的反思，學界其實一直有在關注、探討，且近年出現愈演愈烈的情況，話題的熱度有增無減。中外學者會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希望通過對失語者或未被充分挖掘的面向進行重新探索、研究，力求在歷史的現場重新發現歷史，尋找來自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現代性影蹤，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進而重構、想像中國現代性的另一些可能。他們的共同努力，確實刷新且立體化了中國現代性建構及想像，進而影響、推動了整個現代性概念在全球範圍的反思。這樣的例子很多。
李歐梵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從上海的都市、印刷文化，市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把握住上海現代性的象徵元素，如汽車、洋房、雪茄、回力球館等，是一種帶有物質具象特質的現代性探索及想像。西方的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形成是從工業革命開始的，其標誌是物質的豐富、經濟的發展、消費的拉動、中產階級的興起，這也是人們對現代性的直觀印象。對現代性議題的反思，最早應該是這些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國家，對自己身處的現代社會進行批判。他們的論調大多是，抨擊工業革命對底層勞動者的剝削、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指出人們慾望的膨脹帶來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等問題。在中國，被視為現代性開端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文學、文化層面的討論開始，到以此為引子，實則與社會、政治改革緊密相連，指向更全面的現代化建構。
從胡梅之爭，即文學、文化層面切入，以梅光迪的人文思想為着重研究對象，闡釋一種關於中國現代性的可能，意義深遠。
嚴詩喆（新加坡國立大學
哲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