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澳門現代水墨畫教育

一九五○、六○年代，澳門的整體社會環境對美術發展政策較為寬鬆，現代美術教育具本土化生態系統；如以牌樓形成的“愛國主義美術”，以及“話語折中”泛定式的美術創作意識。

以澳門現代水墨畫教育發展為例，在傳統“家國主義”情懷及西方“現代主義”生成的土壤中孕育成長，現代水墨畫教育表現出某種自由的藝術生態、國際化視野、水墨畫藝術語言的融合性等幾個特徵。

與此同時，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話語”概念包含幾個層次，有助於理解和解讀那一時期的藝術現象和美術群體的思考策略。一是話語的本質是陳述，陳述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符號功能，同時將其所涉及到的各個領域結合為符號系統；二是話語是以語言為外在表現形式，該形式包含特定時代性和歷史觀；三是話語具備實踐性，反作用於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結構；四是話語和權力、知識形成一個穩固且相互作用的三角關係，知識和權威通過話語表現出來，同時，知識和權威由權力產生，並通過話語再次鞏固權力的存在。

該“話語”的邏輯指向了五、六十年代澳門現代美術發展於不同環境下的藝術發展方向和路徑。

一、民族意識衍生的家國主義

1.澳門現代美術教育構建

1）社會普及教育

澳門現代教育相較於粵港兩地，發展存在一定優勢，這與澳門在抗戰期間一直未受戰火侵擾有着一定關係。

從一九三○年代開始，澳門先後興辦了各類新式中小學校，如湘文學校、德常學校、蘭室女子學校、培基中學、際唐義學等，這些學校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基本上是對西方學校和教育模式的效仿，教設課程中除中國語文、數學等基礎課程外，還增設了繪畫美術課程。

進入全面抗戰階段，廣州、香港相繼淪陷，為了保障師生安全及教學秩序的正常運行，廣東各地特別是廣州市幾十所學校先後遷往澳門。這些學校中不乏知名學堂，以及優秀師資力量，如張瑞權、廖奉靈等隨校來澳門主持戰時校政。

建國後的一九五○年代始，澳門教會教育向平民的公眾化發展。一方面，因內地新政局剛成立的文化政策讓民眾有所顧慮，移居澳門的人口驟然增加；另一方面，經濟和教育事業的發展，為保障新增適齡兒童正常入學，依靠多方努力，澳門大部分學生享受着公會、社團、教會等組織的資助，以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除了工人子弟學校的創辦之外，在滿足窮苦學童的教育需要時教會建立了一部分面向平民、收費低甚至是不收費的學校。例如自一九五○至一九六六年間，受天主教資助及創辦的學校就有聖德蘭小學、利瑪竇中學、聖母聖心學校等十餘所。另外，由內地遷往澳門的學校和知識分子在與澳門及親台公會社團聯合創辦了一些學校，如難胞中學、自由工人子弟學校等，為澳門普及教育積澱社會基礎。

2）專業美術教育

隨着內地畫家移居澳門，現代美術教育的專業性得到了較大提升，如嶺南畫派高劍父攜其“春睡弟子”在前往澳門之前，在廣東致力於美術教育，除其開辦的春睡畫院之外，還兼任中山大學美術課程的教授，甚至於中山大學內組織學生成立了“中大美術研究會”。

在避戰澳門之後，高劍父一直未放棄對繪畫的追求以及對新一代繪畫人才的培養，其弟子如關山月、司徒奇、黎明、何磊等活躍於粵港澳等地，在第一線培養青年美術教育從業者，為澳門現代美術教育發展、普及和專業性提高夯實基礎。

研究發現，無論澳門官方（澳葡政府）是否對教育的持續保障或發展，其民間在為澳門教育查缺補漏，也正是如此配合，或民間團體及教會努力下，基於澳門教育社會環境下持續推進美術教育發展。

3）現代水墨畫展覽

抗戰時期港澳地區的美術展覽與日俱增，頻繁的美術展覽在抗戰期間舉行，雖說其本質是為了激發民眾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如高劍父在澳門舉行“同人畫展”，其主題是為了表現戰爭的殘酷，以激起民眾對侵略行為的反抗。但也正是因為這種以藝術為現代公共社會傳遞思想的行為，無形之中也增加了民眾的美術修養和審美旨趣，為現代水墨畫形式在港澳地區發展提供動力。

隨着戰爭平息，新中國成立，粵港澳三地美術展覽更加頻繁，除民間舉辦的美術展覽之外，官方開始逐步加進美術展覽數量，僅一九四五至一九六六年間，港澳地區官辦及影響力較大的美術展覽就有近三十餘次。展覽數量激增與現代美術教育的形成有着必然聯繫，頻繁的美術展覽對澳門現代美術發展起到極大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增進澳門現代美術教育進一步專業化和正規化構建，這亦與葡澳當局政府認識到藝術的社會性功能是必然相關的。

2.現代美術協會與群體現象

澳門五、六十年代美術展覽主要組織團體為“頤園雅集”和“澳門美術研究會”，一九五九年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由崔德祺、何賢、鄧芬、臨近、馮印雪、黃蘊玉等發起“中國近代書畫展覽會”在澳門引起極大轟動，參觀者達到一萬七千多人次，幾近全澳人口十分之一，這次展覽擴大了傳統書畫在澳門美術界和群眾中的影響力。一九六一年再次舉辦頤園書畫會集體美術展覽，參與展覽者囊括了大部分港澳美術家，對澳門美術影響之大亦是不言而喻。

“澳門美術研究會”於一九五六年主辦“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吸引了港澳美術愛好者之外，更是讓“香港居民多準備趁周末假期來澳參觀”①，除展示會員作品之外，更是展出了海內外美術家精品及澳門藏家搜藏的美術作品，此次展覽正如“美術研究會”其名一樣，美術作品相容其中，中西畫種兼含其內，其在港澳美術界影響之大不容小覷。畢竟“過去畫展，只屬個展，或三四人聯展而已，而此次展覽集近現代各派之精心作品於一堂。”②同年底，“澳門美術研究會”關萬里、馮印雪、陸昌、譚智生、趙偉夫等人前往廣州交流寫生，黃新波、胡根天、方人定、何磊等人隨廣州市長朱光陪同。③此次寫生交流不僅使得方人定、何磊、關萬里等“春睡”同仁得以在如此正式的場合下相見，更是揭開了澳門美術家在新中國成立後於廣州開辦畫展的先聲。

一九六二年澳門“天虹美術會”建立，與“澳門美術研究會”聯繫頗為緊密，說明澳門美術群體之間身份及創作手法的相互影響和交融，這些社團和美術活動的開展，成為澳門現代美術和水墨畫運動的組成部分。這些美術群體為推動澳門本土美術繪畫的發展，藝術家們表現甚為積極，在頻繁地將作品拿出展覽的同時，亦不斷參與、組織展覽活動，使得民眾對美術的熱情也逐步高漲，為新一代本土藝術家提供更好的土壤，促進了港澳新生代對於港澳藝術發展的進一步思考。也因如此，社會形式和藝術環境，推動了一九七○年代之後香港“新水墨”和“現代水墨”的形成；以水墨形式承載現代美術思想的流行和在國際畫壇的影響力，以及澳門現代藝術萌發和步入國際舞台的可能性。

（上）

顧 躍

註：

①《喧動多時美研會主辦第一屆美展今午揭幕》，載於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日《華僑報》第三版。

②《第一屆美術展覽會昨午揭幕名譽會長何賢主持剪綵》，載於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華僑報》第三版。

③詳見陳繼春《澳門美協六十年研究》載於《澳門美術協會成立六十周年》，一百五十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