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交匯的典範

當今的世界，表面上是經濟、科技和軍事利益的競爭，事實上是不同價值的分歧和衝突，或者說，時至今天，還有人認為某種文化、某種價值或某種制度優於其他的文明和制度，甚至希望以某種價值和某種制度去凌駕、改造另外一種價值和制度。這種論調，在一定意義上否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制度是可以共生共存共榮的，否定了價值的多元性。這種觀點，不僅是錯誤的，還是危險的，不利於文明的發展，也不利於人類的進步。

澳門自十六世紀中葉開埠以來，一直就是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重要橋樑，為促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合作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彈丸之地，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和睦相處數百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會環境，一方面，充分體現出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正如一九九一年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在接受澳門東亞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儀式上作題為《通往新世界秩序之道》的演說中所說，“這顯示了東方和西方的不同文明、文化是可以共存的，進而可說為人類調和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先例”。“四百五十年間澳門擔負了一種‘文明史意義’。那就是向世界證明東西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無須贅說，在進入國際時代的今天，澳門的存在，作為考慮不同文明、文化共存的寶貴先例，意義將越來越大。”他進一步說，“彷彿仰見照耀二十一世紀世界的希望的旭日從澳門大地蒸蒸升起”。

的確，澳門的歷史充分證明，只要西方文明拋棄其向來所表現的政治、軍事和宗教、文化優越性，是可以與非西方文明和平共處的，不同的價值必有相通之處，文明的衝突是可以避免的。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政治學研究，對六十年代以後世界的社會政治發展所展開的經驗研究和統計分析也表明，社會經濟的發展或現代化的進展與政治發展並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政治制度的發展和演化遠比人們想像更加複雜。所以，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政治學角度去分析，任何國家的制度建構，都基於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基於自身的國情和人民的選擇。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並非理性的思維，以我為主、唯我獨尊更不是應有的心態，美人之美、各美其美才是通往和平相處、共同發展之正道。

（二之一）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