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對華傳播活動研究》序言

利瑪竇和馬禮遜是西學東漸、東學西傳最具代表性的其中兩位人物。這兩位分別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派遣到中國傳教的使者，屬於不同的年代，但大致均採取“適應性”政策，強調尊重和順應中華文化傳統以實現傳教之目的。為吸引更多人關注和適應中國的“土壤”，他們不僅帶來了許多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文化理念，也虛心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並將其傳播至西方世界，大大增加了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客觀上促進了中西文化之交流，也奠定了他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研究這兩位人物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劉偉君知難而進，選擇《印中搜聞》作為切入點，以第一手材料對馬禮遜在中國區別於早年傳教士（“自上而下”以書籍傳教）的、“自下而上”以報刊傳教模式為主的基督教傳播活動進行了系統、深入、細緻的探討。以傳播方式來探索傳教功效，角度獨特，觀點新穎。

毫無疑問，方式不同，效果也不一樣。相對而言，報刊傳播的受眾更大、範圍更廣、影響更深。不謀而合，劉偉君的研究與我多年來一直思考的兩個問題密切相關：其一，早期中西文化初次接觸的時候人們是如何溝通的？有什麼誤會和碰撞？如何互相理解、交流而達至融洽甚至融和？換一句話說，文化的傳播模式是什麼？怎樣產生更佳功效？其二，無論是利瑪竇還是馬禮遜的傳教事業和文化傳播工作都基本以澳門為基地，澳門也是史學界、學術界公認的中西文化交流要津，國家近年頒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提出澳門要“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我們應如何弘揚澳門的傳統功能、發揮澳門的特殊優勢，為當今中國的國際人文交流合作作出新貢獻？

多年來，我們不斷強調探索早期中西交流方式和路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推介重新深入研究利瑪竇《葡中字典》和馬禮遜《英華字典》的內容，推動整理、翻譯和研究早期的報刊雜誌，以期對中西文化接觸初期的碰撞、誤讀、衝突、理解、包容和融和的全過程有更清晰、系統、全面的了解和認識，以古鑒今，為當下中西文化以及不同文化體系的人們之間的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提供有說服力的經驗和理據以及可行的路徑，減少當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誤讀、誤解、誤判。這不僅對我們今天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促進世界對中國發展的了解和中華振興的理解有直接的幫助，也將對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消除歧見、偏見，促進交流合作和共同發展有莫大的好處。

（二之一）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