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一帆兄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奉調中山市教學研究室不久，我便與鄭一帆兄交往密切。本來他管地理、生物，我管音樂、美術，不會有太多交集，只因對文學藝術的共同愛好，才成同事兼友朋的。教研室原在散發白蘭花香的老街孫文中路，下班時，我倆總愛騎單車結伴而行；教研室搬到原來是田野一片的新區柏苑新村，路變遠了，但我倆的話題則更廣泛了。有段時光，我對觀摩電影完全喪失興趣，他卻曾繪形繪色地向我評述《風月俏佳人》，惹得我終於也一睹為快；他曾跟我交流閱讀歐 · 亨利短篇小說《

最後的常春藤葉》的感悟，並和我一起惋惜畫家貝爾曼的悲劇結局……漫漫往事，確難一一疏理。忘記一帆兄哪年哪月有了電單車；只記得，我曾要到珠海開會一天，一帆兄居然提出以電單車載我往返，沿途當然聊得不亦樂乎……

我曾不無感慨地對一帆兄言之：“在許多方面，你都高我幾個層次。”他對體育的癡迷，又是我望塵莫及的。有一次，他踢足球不慎斷了鎖骨，無可奈何地先後在兩所醫院留醫；我當然常常前往探視，竟見他心神滿足於一冊冊地讀金庸、讀梁羽生，而我，卻是一冊武俠書也沒能讀完的。

一帆兄常謙稱要當個合格公民，我說他是素質全面的優秀公民。作為學者、學問家，一帆兄執念如一。倘若他在教研室服務至今時今日，絕對毫無爭議、當之無愧地擁有“正高”職稱。在這篇小文裡，我無法盡述一帆兄在事業上的卓越貢獻，而只能擇其二三略書之：每逢有新教師入職，一帆兄定然前往聽課，說新教師心中無底，進其課堂是對其鼓勵；一帆兄既重視課堂教學又重視課外實踐，一九九六年七月，他曾率教師到韶關乳源、陽山交界，海拔一千九百○二米的廣東第一峰石坑崆考察，在相伴晨昏、洗刷身心的那幾天裡，我親眼目睹其涉水爬山、身先士卒，還不厭其煩地為後學傳道授業解惑；一帆兄極為珍惜跟鄰埠同行切磋琢磨之機，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倆隨教師藝術團到澳門登台，許多教師都是頭一遭涉足“聖城”，可以理解都有着濃厚的獵奇心理，但一帆兄卻邀我陪他到培正中學，拜訪有豐富教學經驗的黃就順老師，見到他倆相見甚歡並推心置腹，我頃刻深受感染……

日子飛逝如流。二○○四年，進入桑榆暮景的我和一帆兄相繼退休。偶然茶聚乍一見面，一帆兄就一如既往地問我最近在讀什麼書，寫什麼文章。其實，我私下有個心願，能在有閒時與一帆兄坐下來，討論討論梭羅的《瓦爾登湖》，和我已研習多年的、深切依戀大自然的黑塞。但命運的腳步變幻迅捷：二○二○年大半年，我們受瘟疫所阻沒能握手；同年十月四日，我因故未能按計劃赴澳門出席澳門中樂團的一場音樂會，卻偏偏就在那天，竟忽然大驚失色地，接到一帆兄女兒的電話！那大抵就乃天意，其註定我不能缺席，與我有着近三十載傾吐之誼的一帆兄的告別儀式。嗚呼！

陳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