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成敗，還看“右派”？
一場世紀大瘟疫，全球抗疫表現一覽無遺，歐美國家交出的成績表，更教不少人大跌眼鏡，當中包括歐盟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德國。
德國抗疫表現一直反覆
分析世界時事，保持一段時間的距離，回頭再看事情之因果關係，相對客觀的答案便逐漸浮現。譬如說歐美各國政府抗疫表現差勁，教人不禁要問：這些科技先進兼具經濟能力的“模範生”，何以面對百年一遇的大瘟疫，竟然抗疫不力，感染人數之多如河道崩堤，一發不可收拾？
就以德國為例。今年三月底，政府原本有意進一步解除疫情限制措施，但隨着感染率上升，德國衛生部長施巴恩表明，對防疫工作，仍然不可掉以輕心。執筆時，負責德國疾病控制的羅伯特科赫研究所公佈數據，全德國新增的病例呈現快速增長之勢。造成第三波疫情，跟傳染力更強的變種病毒擴散有關。在德國新增病例中，便有超過七成來自英國的變種病毒。
如果將時軸稍為拉長一點，自去年八月開始，德國的抗疫表現，一直時好時壞。政府眼見當時的病例持續穩定，以為疫情已經受控，怎料一到十月，病例在全國卻猛然急升，促使政府趕快收緊防疫措施，但一個月後，情況依舊沒有改善，病例依然劇增。直至去年聖誕前夕，德國總理默克爾連同十六個州政府，一致同意收緊防疫政策，全德國大部分商店，因而錯失聖誕黃金商機，一律暫停營業。大部分中學生，亦因應政府措施，提早展開悠長假期。政府呼籲企業讓員工在家工作，同時限制私人聚會人數不多於五人，一切仿如回到抗疫初期的起點。
跟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病例一度急升，政府兩頭不到岸的抗疫措施，表面上看是唯一原因。去年十一月，德國的戲院、酒吧和餐廳雖然關閉，但商店、學校和托兒中心仍如常運作。抗疫失效，導致疫情惡化，要算這筆賬，第一個很自然算到默克爾的頭上，但澳洲迪肯大學榮譽教授紐曼（Klaus Neumann)卻認為此舉有欠公允。紐曼長年研究德國政治和歷史，他指默克爾的抗疫立場一向堅定，主張必要時須加大抗疫力度。在去年聖誕臨近期間，她在德國國會發出警告，直言德國人若再無視病毒的傳染力和社交距離，許多家庭的長者，或許會度過他們人生中最後一個聖誕節。
拆解德國抗疫成效飄忽因由
既然默克爾堅稱抗疫不應手軟，那麼背後又有什麼因素，可以左右德國政府的決定，最終造成默克爾言行不一、領導無方的負面形象？從政治制度分析，德國長久奉行的聯邦制是原因之一。德國實行聯邦制由來已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太平盛世屬正常現象。但病毒擴散，人命關天，抗疫政策，以科學理據為基準，任何政治把戲，理應先擱一旁。相反全國上下，統一戰線方為上策，但事實往往並非如此理所當然。防疫工作的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州政府如何執行，而執行能力的強弱，亦取決於各州領袖的領導能力、感染人數多寡、醫療資源是否足夠等因素。以德國人口最多的巴伐利亞州和北萊茵 · 威斯特法倫州為例，各自的州長皆採取有別於聯邦政府建議的抗疫措施，致使全國抗疫成效不彰。
聯邦政府的政策未能下達，又是否受德國主流民意左右？根據紐曼引述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近一半的德國受訪者其實支持政府必要時嚴厲執法，該封鎖時就封鎖。相反，認為政府抗疫已做得夠好的人，則不足百分之十三。再加上默克爾及其所屬政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基民盟）的民望，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直高企，理論上已為政策落實及執行方面掃除不少阻力。
既然已得主流民意委託，德國的抗疫表現因何差強人意，答案可能要追溯至近年該國的政治版圖變化，尤其是“基民盟”和“德國另類選擇”（簡稱AfD）之間的微妙角力。AfD是極右民粹政黨，其政治思想被視為含有新納粹主義成分。二○一五年，大量中東難民湧入歐洲，AfD主張停止接納穆斯林難民，理由是伊斯蘭教和德國文化及社會價值觀，完全格格不入。兩年後，德國舉行大選，屬小型政黨的AfD，獲得約百分之十三的選票，這出乎預料的結果，跟他們對中東難民的強硬立場不無關係。
然而面對世紀大瘟疫，AfD一時之間，苦無政治空間發揮，直至德國政府抗疫不力，讓苦候多時的右翼民粹政客，抓到了重回德國人視線的黃金機會。他們的工作，不啻是等待政府出錯，然後順勢反擊，對抗疫策略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總之一切視乎疫情而定。AfD的支持者，以反對接種疫苗和新時代運動(New Age)的支持者為主。這批人批評政府對疫情反應過大，相信瘟疫是國際級陰謀，拒絕接受疫情背後的一切科學理據。AfD有見及此，即順着這股民意力量，在疫情爆發初期，成功抓鹿脫角：他們支持德國人在公共場合不戴口罩、反對學校和商店關閉、抗議政府“強迫”全民接種疫苗、聲言封鎖策略乃嚴重限制公民自由之舉，並三番四次號召群眾在疫情期間上街示威，表達對默克爾政府的不滿。
政治槓桿效應 左右德國抗疫大局
稍有常識的人，對一群腦袋進水、自私自利之徒的行為，當然嗤之以鼻，但在民主社會如德國，當這批“天才”示威者的人數，每以成千上萬計，作為民選政府，便難以完全視若無睹，甚至不時顧慮這股民怨，會否最終影響政府民望，令抗疫工作更加舉步維艱。正因這種民意至上的態度，使德國某些州份，陷入“多數服從少數”的奇特現象。根據紐曼的研究，在東德地區的州份，AfD就有為數不少的支持者，其中在薩克森州，該黨在上屆大選中，更贏得百分之二十七的選票。
在第二波疫情期間，薩克森州偏遠地區的居民，對聯邦政府的抗疫表現諸多不滿。跟默克爾同屬“基民盟”的州長克里舒默眼見群情洶湧，竟然選擇順應民粹，變相被AfD牽着鼻子走。無論示威者的要求如何荒謬，他都一一細心聆聽，繼而指責其他州嚴守防疫程序，實在不近人情。面對致命病毒，官民上下竟如此率性，置自身及他人生死於度外，薩克森州最終求仁得仁，在第二波疫情肆虐時，感染及死亡率皆為全國最高。再加上該州跟疫情嚴峻的捷克和波蘭接壤，州政府反對實施封鎖邊境策略，因工作和消費關係而來往兩國的人流，毫無懸念成為疫情擴散的另一個原因。
眼見疫情逐漸失控，投機取巧的德國右翼政客，再次發揮看風使舵的本色，在去年聖誕前兩星期，克里舒默突然轉軚，宣佈跟隨聯邦政府步伐，在薩克森州全面實施封鎖政策，甚至將責任推卸民間，指責有滋事居民冥頑不靈，最終使疫情惡化，並揚言將嚴厲對付違法者。跟早期防疫的態度相比，克里舒默竟指公民自由並非一切，任何異議亦不代表事實，直言抗疫成敗，有賴於威權管治的成效云云。一場世紀大瘟疫，教全球對德國政治人物的執政水平大開眼界。面對危機之時，以個人自由凌駕公共利益，代表科學理性的主流民意，竟然被腦殘分子的歪理乖論淹沒，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句名言，不期然在腦海浮現：“這個世界的問題，在於聰明人充滿疑惑，傻子們卻堅信不疑。”
杜然（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