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治澳”應以更高要求發揮效能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如火如荼。與往屆不同的是，在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下，經過“DQ事件”，有一些人被攔出局，意味新一屆立法會將全部由建制派組成，新當選的立法議員也將成為“愛國者治澳”隊伍的一股新力量，在受到關注的同時也被寄予期望。

從普眾層面上來講，確立愛國者身份的立法議員更能符合廣大民眾的訴求，因為熱愛國家，才能真正奉獻國家和人民，從而更好服務社會人群。但是也應該看到，不乏有人出於認識偏差，認為愛國者、建制派都是為政府保駕護航，缺乏對政府監督；甚至有人擔心加了愛國者這層身份後，會對立法議員在履行職責上會帶來掣肘，要麼是自抬身價，不想作為；要麼是患得患失，不敢作為，等等。

其實，社會上有所疑慮很正常，畢竟凡事都有一個認知過程，只要理清基本脈絡，自可了然於胸。首先，在“一國兩制”下，“愛國者”身份是基於“一國”的根本前提而確立，作為中國澳門的立法議員，愛國是天然屬性和基本要求；由此，立法議員與愛國者身份疊加順理成章，職能沒有發生任何法理性改變。

基本法明確規定，立法會具有立法和監督兩大職能。源於對政府監督批評，以及為維護公共利益所發聲等直觀表現，公眾對立法議員履行監督職能更為看重。但是也要消除誤區，監督和批評政府並非民主派專利，從過往看，佔多數席位的建制派更是監督主力，發揮更大的監督作用。正如前立法會主席曹其真在媒體採訪中所說，“包括我自己都經常批評澳門政府和官員，而政府提出的法案，只要立法會認為不合適的也會退回。可以說，澳門有完整且獨立的立法體系，有言論自由的保障。”在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下，立法議員批評和監督政府的職能一如既往，且肩負更大的責任和義務。

當今，政府監督已成為一個固定的概念，並形成監督與被監督的對應關係。基於促進社會發展的目標，政府監督不僅是來自外部的公眾訴求，也是政府維持良性運作的內在需求。毛澤東曾指出，“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後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

這個論述，正好在另一維度上為“愛國者治澳”作精妙詮釋，一是在堅守底線前提下，保障批評和監督的自由；二是充分發揚民主，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上，中央多次強調“愛國者治港”，不是要在香港的社會政治生活當中搞“清一色”，在立法會仍可以聽到不同聲音，包括批評政府的聲音。這對澳門同樣適用。

澳門回歸以來，歷屆立法會和立法議員以實踐表明，通過行使職能使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得到有效推進，同時也成為推動澳門經濟社會民生等各項發展的重要力量。當前，隨着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推進，首批基於“愛國者治澳”原則產生的立法議員即將出爐，相比之前將會有甚麼變化呢？這一點，需要新的立法議員用時間來作答。

也許從公眾的角度理解，成為“愛國者治澳”一員並非是一種特殊的身份或者榮譽，更不是一個標籤，而是應該有新的標準和要求，最起碼在市民的觀感上，不能是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唯唯諾諾的好好先生，碌碌無為的甩手先生，更不能成為“忠誠的木偶”，至少要在其位謀其政，在履行職責基礎上有所新作為，展現新氣象。

從更高層面來考量，立法議員在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肩負重要管治責任，必然在愛國標準和履行職能上要比原來被賦予更高的要求，不僅僅是定位上的躍升，更是政治上的高度昇華和內涵深化。基於國家概念，治澳者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和更深的情懷，參與到維護“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管治中。結合立法議員的職能，如何更好監督政府依然是一項重要任務，這也是“愛國者治澳”的應有之義。

當然，落實“愛國者治澳”歸根究底還是落在人的要素上，要達至良政善治，人員質素無疑是關鍵。尤其是當前澳門社會發展面對重大挑戰和考驗下，要破解發展難題，亟需管治者參照中央提出的相關要求，不斷提高自身素養和才能，以更高的標準和要求發揮履職效能。

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