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專家型總理看中國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事實證明，經過國家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二〇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中國宣佈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二〇三〇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九千多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八百多個貧困縣全部摘帽，十多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

相比下，本書作者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世界著名經濟學家、波蘭改革的重要設計師、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和新興研究院特聘教授科勒德克如此形容西方，“西方無法證明自己能夠正確地領導新一輪的明日之戰，因為它未能化解基本的文明挑戰，也無法確保整個人類，甚至西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那令我們產生預期落差，我們一直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中，不斷學習西方“先進”理論，並試圖以此視角來分析甚至指導社會的發展，時光只是過了數十年甚至是一百年左右，中國和西方的發展為何大相徑庭，而且“古典經濟學並未幫助很多落後國家脫貧”？

要回答這道問題相信是十分困難的，但這書透視了三種視覺，或許可讓我們從另一角度回答上述的問題。第一是中國另辟新路的成果？中國的跨越式發展可歸納為善用全球化的趨勢來轉化為發展優勢，對內“通過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進行引導”，對外“通過政府支持的出口促進經濟發展”，同時減少政治周期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保障發展政策的連續性和長期性。“窮國之所以貧窮，主要是因為它們沒有掌握管理經濟和調節經濟進程的技能”，而中國不僅“通過借鑑西方在市場經濟中證明有效的制度、完善已有的行政和管理措施，也是通過自主地、創造性地設計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來實現的”、“制度將是未來之戰”。

第二是西方擔心中國崛起的原因？有一說法說“西方的統治只剩九十到一百年，東方將會取而代之”，一千年前直到一八二〇年西方工業革命崛起為止，亞洲對世界生產總值的貢獻率超過六成，到一九五〇年降至不足百分之二十，但目前又回升到百分之四十七點三，比歐美之和還要多八個百分點，而中國又再次回到“世界舞台”，“大約有八十個國家將中國當作最大或第二大的貿伙伴”。中國現有兩千七百萬在校大學生，比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的人口總和還要多，吸引人力資本回流的中國將會更不一樣。毫無疑問，西方擔心的正是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實力、世界影響力不斷增長，而“一帶一路”出口的不僅是對中亞國家吸引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更重要是“利益”，尤其是在西方曾經剝削、欺騙、排斥的國家，中國特別活躍，倘若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時期，十分之一的非洲人口達到美國中產階級的水平，這將是一個比歐洲中產階級更大的市場。因此，西方面對的最大威脅“並非來自中國，而是來自完美自由市場的神話”，“西方缺乏足夠的智慧”。

第三是世界將何去何從？人口問題、環境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是書中提出世界各國都要面對的世紀難題，其“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犧牲多數人而讓少數人富起來的政策”，美國一九七九年平均每小時工資是十八點七八美元，而二〇〇八年才十八點五二美元，而中國“在短短四十年間實際人均收入提高了約二十倍”。毫無疑問，中國多項政策就好像是參照本書作為劇本而推出的，包括三孩政策、碳中和及碳達峰、脫貧攻堅戰等，都不斷展現中國的決心。最後，閱讀此書的過程中發現，作者提起澳門這個小城市，認為面對“最嚴重的勞動力短缺”，撫養比很高，有必要引入外地的勞動力，從這角度來看，澳門已逐步被國際社會關注了。

鄧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