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
在我的書架上，擺着一張複印得來的清末舊照片。照片中，一群幼童頭戴瓜皮帽，身穿長褂袍，足蹬皂緞靴 ，儀態莊肅。一雙雙凝重的眼神，一張張緊抿的嘴角，一顆顆高昂的頭顱，交織成一幅令人好奇的畫面：這群孩子是誰？他們為何合影？他們後來的命運如何？
隱隱之間，照片的背後是一扇黑洞洞的大門……
一
公元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農曆七月初八，天朗氣清，似宜遠行的好日子。三十位年齡介乎九至十五歲的少年，在剛成立的上海輪船招商總局前列隊照相，門前條石砌成的台階高而深，他們得抬高大腿，吃力地跨上每一步。
這群合影的孩子有一個共同的姓名——留美幼童。
多年前的故事，縈繞心間。幼童登船出發，遠渡重洋，從古老的中國，踏上新生的美國。他們見證了一個神話般的時代，目睹貝爾搖動電話機，耳聞留聲機在愛迪生手中“歌唱”，親歷火車飛馳、輪船橫渡。在那個劇變時代，各國蓄勢奮發，努力突破自身文明圈的桎梏，尋求更廣泛的物質、文化交流。然而，迥異的文化性格決定了不同文明的歷史，一些改變了世界，一些被世界改變。
在美國，留美幼童乃是一群身穿緞袍、拖着長辮的異族；召回中國後，他們又被同胞視為西裝馬甲、蓄上淺髮的另類。歸去來兮，時代巨輪碾下的淺淺車轍，重重地落到他們身上。兩種文明的差距，兩個時代的裂痕，錯置的時空，撕掰着他們的靈魂。稚嫩小手駕馭的帝國病車，朽索爛輪，窮途末路，心情之忐忑，行進之艱難，今日想來，不禁百感交集。
一次在文化廣場覓書，無意間翻到了久尋不獲的《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當即購入，漏夜讀完。後來我在珠海一書店也見到簡體字本的《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這本原供專家研究的史料，竟被當作牙牙學語的玩藝兒，歸類在兒童讀物之列。
那就從兒童的故事說起吧。
二
一八三五年，一個七歲的幼童——容閎，被父母送往澳門一間由普魯士人開辦的學校唸書。
在閉關鎖國的晚清，澳門一度成為中國大宅門上僅存的一條縫隙，新鮮空氣從此處緩緩滲入。剛到澳門，容閎驚詫莫名地看着眼前一切：海港帆檣林立，浴火後的大三巴牌坊巍然矗立，埠頭隨處可見紅髮碧眼的洋人。他第一次接觸西方女人，驚愕地望向老師郭士立夫人，只見夫人軀幹修長，闊顴薄唇，碧眼深陷，身着白色長裙，飄若仙子。這對容閎小小的心靈到底有多大震動，我們不得而知，只是漂泊半生後，他迎娶了美國女子瑪麗為妻。
容閎在校內附設的男生班就讀，那是馬禮遜學校的預備班。一八四三年，馬禮遜學校搬到英國新殖民地香港，成為香港第一所新式學校。新校長是來自美國的布朗牧師，容閎也隨之遷往香港繼續學業。
一八四六年的一天，布朗牧師因病歸國。回國前，他探問：
“有誰願意跟我到美國去讀書呢？”
一片沉寂。隔了好一會兒，容閎站起來，接着黃勝、黃寬也站了起來。
八年之後，容閎在耶魯大學完成學業，作為首個畢業於美國名校的中國人，那時他就下定決心推動留學事業。容閎回到中國，苦苦等待時機。因為通曉洋務、外文，一八六四年，他受曾國藩之命前往美國購買機器，終於為留學計劃埋下伏筆。圓滿完成任務後，他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的信任，於是相機提出選派優秀青年出洋留學的建言。
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八七一年八月五日，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曾國藩與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聯名向同治皇帝會奏，奏章開頭寫道：
兩江總督曾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子弟前往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才恭摺仰祈聖鑑事……
慈禧、慈安兩位皇太后看完奏摺後，隨手批給總理衙門討論。總理衙門會同曾國藩、李鴻章商議修訂奏稿，再將“議奏”呈予太后。當年九月九日，太后們下了懿旨，太監尖聲唱諾道：
依議，欽此。
三
公元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農曆三月十五，是詹家的大日子。這天詹興洪抖抖索索畫完押，同意將兒子詹天佑送往外國唸書。那張脆黃的切結書，今天讀來，生離死別的況味仍舊躍然紙上：
具結人詹興洪今與具結事，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技藝回來之日聽從中國派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實。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徽州婺源縣人氏。曾祖文賢，祖世鸞，父興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詹興洪親筆畫押。
其後不久，經歷卅日顛簸後，錦緞長袍、留着長辮的留美幼童在舊金山上岸，岸邊的美國人個個瞪大了雙眼。幾十個美國家庭負責接納留美幼童，他們分住在康涅狄格河谷的數十個小鎮上，感受新大陸的暖意、慈愛和新鮮空氣。當同齡人還禁錮在令人窒息的老瓦屋中，守着舊書桌，留美幼童的身心卻已掙脫束縛，在新大陸自由奔放。
一八七六年，世界博覽會在美國舉行。清廷組團參加世博會，隨行的一位團員李圭，在所著《環遊地球新錄》中記下了對留美幼童的印象：
初四日，見諸童多在會院遊覽，於千萬人中言動自如，無畏怯態。裝束若西人，而外罩短掛，仍近華式。見圭等甚親近。舉止有外洋風派。幼小者與女師偕行，師指物與觀，頗能對答，親愛之情，幾同母子。
當然，那些漂洋過海的小留學生，雖然心智、人格尚未成型，內心還承載國家、父輩的期望，同時也面對語言文化的區隔，然而他們卻能很快進入狀態。那些接納他們的美國家庭功不可沒，親愛之情讓孩子們最直接地融入進新大陸的生命細胞之中。
李圭考問幾位留美幼童，聽到他們應對自如，感嘆道：“西學所造，正未可量。”當時的美國教育制度尊重人的權利，培養人的個性，激發人的潛能，這個年輕國家駸駸日上之勢，在李圭寥寥幾筆之間，展露無遺。
然而，留美幼童的命運真能得天佑護？
四
首批留美幼童中有一位天才，叫做潘銘鍾，十五歲就進入大學學習。可惜在大學的第三年，天才少年不幸病逝。緬隔百多年，《大清留美幼童記》的作者歷經幾番波折後，終在美國哈特福特市尋到潘銘鐘的墓地。草叢中，小小的墓身已然裂開。
夭折不是好兆頭。
一八八二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這個歧視性的法案，直到二戰尾聲的一九四三年才被廢除。二〇一一年十月六日及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八日，美國參議院與眾議院相繼通過一項道歉案，兩院議員均對《排華法案》曾經排斥和歧視華人的做法致歉。這個道歉似乎來得太遲，那些長眠地下的華人，聽得見嗎？
其實在《排華法案》通過的前一年，中美外交就已蒙上陰影。李鴻章原本計劃將完成高中課程的留美幼童送入軍事學院和海軍學院學習，可美國人允許日本學生進入軍校學習，卻沒有給予中國幼童同樣的權利。加上清廷聽信當時主掌留美事務官吏的說詞，懷疑留美幼童的忠誠，容閎雖極力斡旋，但李鴻章深深猶豫後並無據理力爭，於是清廷決定召回所有孩子。
公元一八八一，光緒七年，農曆五月二十，總理衙門上奏：“臣等查該學生以童稚之年，遠適異國，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若如陳蘭彬所稱，是以外洋之長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澆風早經習染，已大失該局之初心……相應飭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際，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
當日，宮中就傳出上諭：
依議，欽此。
這四字上諭竟與十年前批准留學計劃的懿旨完全相同。對太后們而言，留學計劃可能僅是一項例行公事罷了。
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計劃夭折，全部學生被召回國。當時，進入耶魯大學深造的二十二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歐陽賡二人順利完成學士學位，其餘幼童只讀到一半課程，已快長成的樹木被喀嚓一刀斫斷。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不難想見這個決定對留美幼童心靈的劇烈衝擊，他們的憤懣、心傷在多年以後的書信往來中還可讀出。他們之中仍有大膽抗旨的學生，一位叫譚耀勳，他暗中逃跑，藉着同儕的資助，終在一八八三年完成耶魯大學的學業，可不久竟客死他鄉。另一位是容閎的侄子容揆，除抗命留在美國之外，他剪了辮子，也信了耶穌，還娶了洋女；但是學成之後，他一生都在中國駐美公使館供職，至死方休。兩位幼童李恩富和陸永泉則在召回後，重返美國，唸完了耶魯大學……
今天來讀這段歷史，清廷中樞所言並非全無道理。擔憂固然不難理解，然而決策的倉促、隨意，思維的保守、僵化，令人扼腕。誠然朝廷內不乏開明遠見之士，可整個社會昏睡不醒，無法體察時代巨變，死守老舊觀念。而清廷決策層眼光短淺，缺少變革的勇氣，洋務運動的失敗甚至清廷的傾覆也就不難預見了。
五
回到陌生的祖國，幼童們有點迷茫，也滿懷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喪，緊接而來就是曲折的等待和漫長的適應。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儘管遭遇不如人意，回國的幼童仍有機會綻放才華。李鴻章十分照顧他們，後來袁世凱又有重用。他們參與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建設，活躍在鐵路、電報、礦冶等新興產業，不少人成長為外交官員和技術官僚。有些還參加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海戰、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為國捐軀。
李鴻章非常倚重這群留美幼童。他的身邊，以留美幼童為根基漸漸聚集起一批西學人才，蔚為壯觀。然而他們都局促在體制內，與那些從外國購進的槍炮戰艦一樣，只是工具人。留美幼童絕無可能涉足政治核心，絕無可能影響重大決策，絕無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那般去研究體制、設計體制、改革體制，而恰恰是那個難以改變的體制，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一八九四年初夏，荔枝紅得正豔。廣甲艦上，幾個苦力正小心翼翼地抬着竹篾框，一位頂戴官員點算完成，即請廣甲艦艦長吳敬榮簽字畫押。吳敬榮也是留美幼童，他的特別使命係“遵例解運歲貢荔枝進御”。軍艦成為皇帝和太后解送時令水果的運輸船。
就在荔枝快將送到天津的時候，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一騎紅塵化作萬頃怒波。
在歷史長河中，留美幼童像一件中國瓷的千百碎片，散落於一段乾涸的河床上，靜靜等待人們拾撿、拼接，哪怕裂痕纍纍也要矗立成器。如今這些幼童早已作古多年，是非成敗也都隱沒於史冊的字裡行間，但他們作為留學先鋒，在兩種文明之間的游刃、探索、擺蕩，在新舊世代交替中的焦慮、挫折、徬徨，仍是一個充滿意緒的話題。今日尋問他們的事蹟，感觸萬千。
大清卒亡的那年，容閎已是八十四歲的耄耋老人，步履蹣跚。未幾，風燭殘年的他死在美國，其時正值民國元年，相離第一批幼童出國剛好四十周年。
雲山（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