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營救重要人物的中轉站（二）

——勝利大營救西線紀實

劉羨冰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有人稱她為中國文壇的“棄兒”和新文化的“沙漠”。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上海、南京陷落，再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廣州陷落，直至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爆發前，蔣介石製造反共高潮，消極抗日，國民黨實施文化專制和特務統治，取消各地群衆的愛國抗日組織，封閉取締進步報刊，逮捕主張抗日進步人士，在重慶、桂林、昆明等地，數百文化人士遭到迫害。皖南事變爆發後，國民黨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接見記者陳小秋時一語不發，暗中遞給他“清洗桂林，速告克農”八個字。（楊奇：《驚天壯舉》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一版P.15）李克農即報告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

在周恩來運籌帷幄下，把這些處境危急的人士分批從桂林、上海、重慶送到香港。包括曾聯名給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委公開信的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國民黨元老。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的鄒韜奮、茅盾、金仲華、惲逸群、范長江、于毅夫、沈志遠、沈玆九和韓幽桐九位知名文化人。（楊奇：《驚天壯舉》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一版P.19港編〈文藝陣地〉》載《新文學史料》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這批名人集中香港後，與居港愛國文化人相互呼應，新文化運動得以在新的陣地蓬勃發展，雄厚的力量在比較自由的政治空間突飛猛進。（袁小倫：《粵港抗戰文化史論稿》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P.154-155）茅盾比喻香港文化一下子沙漠變成綠洲，一個從“富麗物質生活掩蓋貧瘠的精神生活”的 “商業畸形兒”，變成華南地區抗戰救亡運動的“文化巨人”，從“文化孤島”變成“全國性、乃國際意義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茅盾：《在香港編〈文藝陣地〉》載《新文學史料》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香港這些文化活動都着眼文化建設和抗日宣傳，而不是為賺錢，更無須迎合小市民愛好，健康而進步，因而頗受社會歡迎。

一九四一年香港的出版機構增至五十家，印刷廠三百五十多家，書店林立。香港文學的繁榮、活躍又影響和帶動南洋一帶的文學創作，以及話劇、電影、美術多方面發展。（袁小倫：《粵港抗戰文化史論稿》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P.126）

香港一時人才薈萃，星光燦爛，抗日文化蓬勃鮮明。加上他們同時呼籲港英當局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號召群衆組織起來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發揮對內對外的影響。除遭國民黨頑固派通緝之外，更成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釘，肉中刺。必除之而後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