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與晚清澳門
——紀念鄭觀應逝世一百周年
在
中國近代史中，有一位影響深遠的傳奇人物：他沒有從政，但他所主張效法歐洲設立議院、改良政體、倡導君主立憲，並從國家戰略的角度，提出治理國家的各種政治、軍事、商戰、外交方略，深深影響了當朝的光緒皇帝，以及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和建立共和國的毛澤東；他沒有從軍，卻主張建立中國海軍，建設南中北三洋水師，加強海防，他曾在中法戰爭前夕，深入法國統治下的西貢、暹羅、金邊等地，也曾到英國治下的香港刺探軍情，寫下《南遊日記》；他沒有從事教育，但主張開設正規學校、大學堂、軍校等，對中國教育從私塾教育轉型現代教育指明了方向；他沒有從醫，但大力推動開設醫院，對庸醫進行考核、戒溺女、戒鴉片、戒殺生等陋習，倡導衛生等文明習俗。
而他就是鄭觀應。
他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親自投身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運動：“洋務運動”。他親身參與的就有：機器織布局、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漢陽鐵廠、開平煤礦、粵漢鐵路等等。在當時中國人對歐洲列強完全處於無知的狀態下，他的《盛世危言》無疑是一聲春雷，喚醒了許多仁人志士。
在澳門，鄭觀應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是聲名顯赫的澳門鄉賢。今年六月十四日是他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的偉人。
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又號居易、杞憂生、慕雍山人，別署羅浮待鶴山人。縱觀他的一生，他身處的年代正是中國百年屈辱的開始，並逐漸步入內憂外患和水深火熱的晚清時代，可謂生不逢時：他誕生於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正是中英《南京條約》簽訂、香港割讓英國的前夕。他見證了晚清時期歐洲列強，如何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中國如何屢戰屢敗、割讓大片國土、賠償巨額款項、民不聊生的歷史時期。
鄭觀應的童年時代
鄭觀應在十七歲往上海學商務之前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澳門度過的。這一時期的澳門，正處於中國歷史上每況愈下的蕭條時期。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中國戰敗，被史學界標誌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當中主要事件便是因戰敗導致一八四二年中英兩國簽訂《南京條約》，鄰埠的香港島被割讓英國，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口供英人通商居住，英派領事駐五處城邑，賠償鴉片、英商、軍費共二千一百萬銀圓。
一八四三年十月，大清欽差大臣耆英與砵甸乍代表中英兩國在虎門又簽訂《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及《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作為《南京條約》的附件。主要內容包括：香港特派英官一員，不駐華官，華人犯事，英官處理；英人可在五口議定界內租屋、租地自建居所（租界）；英人違背禁約，交英官收辦（領事裁判權）；有新恩惠施及他國，英人得享同等待遇。
緊隨其後的一八四四年，美國派遣顧盛使團也來到澳門，七月三日在澳門望厦村與欽差大臣耆英簽訂了中美《望厦條約》，同樣享有英國所擁有的通商口岸和優惠待遇；同年十月，法國派遣拉萼尼使團也經澳門進入廣州，二十四日在黃埔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成為第三個同時享有和英國同等權利的國家。
由此而來，打破了自乾隆時期，外國商船必需在澳門領取引水紙，再前往廣州一口通商的局面。長期以來澳門作為廣州外港的地位不復存在，外國商船不再需要停靠澳門，更為嚴重的是，駐澳的英人撤離澳門，連帶其他外國商人，甚至澳門的土生葡人，也紛紛前往香港開闢新的商埠。過往停靠澳門進行補給的商船，也紛紛停泊到水域更為遼闊的香港。少年時代的鄭觀應，親眼見證了澳門一步步地走向衰敗。
鄭觀應在五歲的一八四六年，就讀於父親鄭文瑞所開辦的私塾。該年四月，葡萄牙派駐澳門的第七十九任總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抵達澳門，一上任便向華人徵收土地稅、人頭稅。一八四七年一月批准“闈姓”賭博的設置，開啟了澳門賭博合法化的先例；同年，葡萄牙佔領氹仔。一八四八年，澳門的城牆被拆除。在鄭八歲時的一八四九年三月，亞馬留拆毀了大清帝國駐澳門的粵海關澳門總口“關部行台”，葡萄牙在澳門開始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殖民管治。這個時期的澳門民不聊生、海上盜賊橫行，一八四九年六月，英國和美國軍艦抵達澳門， 如步無人之境。亞馬留的橫徵暴斂，導致了他在同年八月二十二日被農民沈志亮等七人所刺殺，並引發八月二十五日葡少尉美士基打攻打北山嶺的中葡關閘之戰。
這些早期的澳門歷史場景在鄭觀應幼小的心靈留下多少印象，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澳門林立的招工館給他留下了強烈的印象：“余世居澳門，素知底藴。非獨窩娼聚賭，年投規銀數十萬，而又有販人出洋之舉。其中被拐見誘者，十居其九。父失其子，妻喪其夫。長離桑梓，永溺風波，有死别之悲，無生還之望。言之傷心，聞之酸鼻。此無殊設陷阱於境中也。溯自設立招工館以來，爲其所陷害者不可勝計，中國之人，無不發指涕零者。”
《救時揭要》與澳門的華工出洋
《救時揭要》是鄭觀應所撰寫的早期著作之一，從中可以看到當年在澳門發生的華工出洋，對少年鄭觀應留下的深刻印象。並促使他從此關心國家時局，探究歐洲強國之道，思考如何改變國家命運，拯救民族危亡的重大課題。
販運華工出洋是十九世紀初起，發生在中國華南地區港口城市：廈門、汕頭、香港、澳門、海口等地的一次大規模、有許多歐洲國家參與，以販運華工至東南亞、美洲等歐洲各國殖民地以牟取巨額利益的罪惡活動。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達到最高潮，而當中規模最大和持續時間最長者，澳門皆位列榜首。
為何十九世紀會出現大量販運華工的情況？環顧十五世紀、歐洲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各國紛紛“發現”並霸佔新大陸、開闢新殖民地，為掠奪這些新領地的資源，需要大量勞動力進行開發，由葡萄牙、西班牙首先自非洲販運大量黑奴，前往美洲進行墾殖、開礦等活動，隨後，英、荷、法、美等國也加入販運黑奴的行列。由於發生了無數滅絕人性的悲慘事件，一八○七及一八○八年，英、美兩國先後通過禁止非洲奴隸貿易法令。而在十九世紀始，中國被西方列強所覬覦和瓜分，割地賠款，使中國陷入極度貧窮，而勤勞刻苦的華工成為了歐洲殖民者瞄準的最佳目標。
最早在澳門開始大量販運華工苦力的始祖，當數英國商人萊弗士，早在一八一三年十二月，他便自澳門運載了七百名苦力前往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邦加島的明都港；他在一八一四年二月，再次運載四百二十五名苦力抵達，在兩個季度內，總數增加至超過一千七百人。而負責運載的指揮官羅伯茨，則獲得每名苦力三十元的報酬。
清政府歷來禁止國人出洋。為了使販運華工出洋合法化，一八五八年中法北京《續增條約》第九款，允“許華人出洋承工”。英國在一八六○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後，強迫清廷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其中第五款規定：“戊午年定約互換以後，大清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英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併赴通商各口，下英國船隻，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大英欽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會定章程，為保全前項華工之意。”成為迫使清廷允許華工出洋的法定依據。
澳門的巴拉坑“豬仔館”
“巴拉坑”Barracão （葡萄牙語，直譯為大棚屋），為關押出洋華人的招工館，俗稱“豬仔館”。鄭觀應在其《救時揭要》一文中作了如下描述：“夫豬仔館者，拐販華人過洋爲奴，其所居名曰招工，俗謂之‘買豬仔’。粵東方言，物之小者曰‘仔’，蓋言被拐者若豬仔之賤，有去無還，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意也。奇貨可居，獲利極厚，每名歸西洋國稅洋一圓，歸澳門擬事亭番官使費銀兩圓。近復用賂蒙蔽華官。又聞粵省拐徒千萬，與洋人串通，散諸四方。被騙出洋而死於難者，每年以千百計。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經求死者，有焚鑿船隻者，要之，皆同歸於盡。即使到岸，充極勞極苦之工，飲食不足，鞭撻有餘；或被無辜殺戮，無人保護，賤同螻蟻，命若草菅。噫！華民無辜，飄零數萬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註1）
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文獻史料記載，一八五五年澳門就有豬仔館五家。由一八四○年中期到一八六三年間的統計，在澳門具名的招工館就達到九十五家之多。在一八七三年，澳門苦力貿易被關停前夕，僅葡萄牙、西班牙、秘魯三國開設的豬仔館有三百家。
除了開設豬仔館、經營人口販賣業務外，歐洲各國的商船也紛紛加入盈利豐厚的華工販運行列，據澳門政府公報刊載的國家計有：葡萄牙、西班牙、秘魯、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美國、不來梅、瑞典、奧地利、比利時、智利、漢堡、奧爾登堡、意大利、呂貝克、俄羅斯、薩爾瓦多、北日耳曼邦聯等二十多個國家。而這些苦力船都在香港改建夾層統艙，以便盡可能多裝苦力，還加裝艙門鐵柵。
根據清政府帶學生出洋委員主事陳蘭彬在考察古巴華工情況報告，描述如下：“查古巴華工，多由澳門、廈門、汕頭、廣州省城等處誘拐出洋，非盡由於招去。據冼佐邦等十四人稟稱：被澳門洋人廣佈匪黨擄拐騙誘，一入到豬仔館，就不得出門，一下到豬仔船，便不得登岸，任憑鎖打押過大洋，及到夏灣拿，賣人行剪辮改裝，聽人揀賣。”據駐古巴英總領事清單，自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十三年三月止，共裝去華工十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人；而僅澳門一處，自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五年，共裝去十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人。
關於秘魯的華工，據直隸總督李鴻章於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所奏：“聞近日復有潛行販運之事，秘魯有華工十萬餘人，無非自澳門陸續販往。” 據統計販運到秘魯華工共達十二萬人，而僅澳門一處，自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五年，共裝去九萬九千一百四十九人。
此外，歐洲殖民者還從澳門販運華工到新加坡、檳城二千三百六十一人（一八五六——一八七二）；荷屬東印度群島（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邦家、勿里洞等地）三千四百〇二人（一八一二——一八一四、一八五六——一八六三）；美洲哥斯達黎加六百八十五人（一八七二）；德梅拉拉（圭亞那）四百六十人（一八五九）；菲律賓一百一十人（一八五九——一八六三）。此外，僅一八五六年，從澳門販運到澳大利亞（包括悉尼、阿德萊德、墨爾本等港）就有七千八百四十二人；販運到舊金山（三藩市）四千八百六十七人。應說明，由於紀錄不全，真實數字遠大於以上數據。
澳門的苦力貿易曾受到國際（主要是英、美）輿論的譴責，但香港的賒單移民卻戴上“自由移民”的桂冠。葡萄牙人曾稱，香港的賒單移民和澳門的苦力貿易沒有什麼區別，而香港和倫敦的英商攫取的利潤比澳門多。英國政府為此惱羞成怒，斷然下令禁止澳門苦力船進入香港，由於無處修理船隻和備辦物料，里斯本當局被迫停止澳門的苦力貿易。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葡王頒佈諭旨，限期三月禁止澳門招收華工出洋。澳門的華工出洋在一八七四年三月結束，此後非法擄掠華工的買賣幾乎全由香港包攬了。
在澳門有多條以苦力命名的街道和地名，例如：葡文：Rua dos Cules（苦力街），但現在的中文地名則是“天通街”；Travessa dos Cules（苦力巷），現在的中文街名則是“轎夫巷”；Patio dos Cules（苦力圍），現在的中文名稱也還是“苦力圍”，但也有一個響亮的名字“聚龍里”。此外，葡語稱呼出洋華工為Colonos，澳門也有以此命名的街道，如：Rua dos Colonos，而現時名稱為“工匠街”；Travessa dos Colonos，現時名稱“工匠巷”。這些地名，見證了一段華工被買賣出洋的苦難歲月。
鄭觀應所留下的遺產
鄭觀應逝世於一九二一年，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華工出洋的結束，經歷了“洋務運動”的失敗，看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和甲午海戰的失利、君主立憲的幻滅、滿清政府被推翻，孫中山成立國民政府，而軍閥仍然割據，國家依舊滿目瘡痍，他看到的只是中國的沉淪。在他逝世一個月後，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鄭觀應許多振興中華的抱負和理想，最終由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可以吿慰鄭觀應的是，他的小兒子鄭景康，也拋棄了香港的安定生活，於一九四○年奔赴陝北延安，跟隨受他父親著作影響的毛澤東，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當年陝甘寧邊區首位紅色攝影師。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紀念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七十二年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了各國列強強加給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逐一粉碎了他們企圖阻撓中國邁向復興之路的各種圖謀。我們在回顧鄭觀應生平和晚清歷史，不能忘記當年歐美列強對中華先輩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對他們包藏的禍心有所警醒，更不能認賊作父、輕信所謂“自由、民主”的騙術，歷史的教訓必須牢記在心。我們在回望百年來的中國復興之路，將更堅定我們對實施“一國兩制”、統一祖國和振興中華民族的自信和決心。
（廣東省文史館員／原澳門博物館長）
陳迎憲
註釋：
1.鄭觀應《救時揭要》澳門豬仔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