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小說的哲學品相

在此岸的敘事中蘊蓄彼岸之思，以此實現對生命本質與生命哲學的心證與親證，這就是偉大小說的哲學品相。陀思妥耶夫斯基、昆德拉就是典範。在美國小說史上，麥爾維爾的《白鯨》、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米切爾的《飄》、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等，都是哲性鄉愁之所寄。

莎士比亞說，“人生就是愚人講述的故事，充滿了喧嘩與騷動，卻沒有發現任何意義。”於是，在無意義中發現意義便成了文學敘事的使命。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永別了武器》中的亨利中尉看着戀人凱薩琳的遺體，《老人與海》結尾那條進港後僅剩空骨的大魚，《薩特里》中同名小說人物薩特里看着田納西大橋上跳水自殺者的遺體，並非僅僅印證了渺小個體與戰爭、社會及大自然的關係。從終極意義上說，這是人生的開悟和即空即有的生命哲學的證成。

巴赫金發現，“我們通過他人的觀點來評價我們自己，我們嘗試在我們的意識本身裡加入那些轉換成分的階段，同時借他人對之進行思考；一言以蔽之：我們在別人的意識中緊緊地追蹤和攝取我們對生活的反映。”

實際上，文學作品就是一段周而復始的記憶，是對“過去”的緬懷或者崇敬，甚至有時也是一種有意的偏離或者超越，而讀者對文本過去的閱讀因讀者的背景乃至生命哲學的投射，則說明了文本對過去記憶的延伸和拓展。因此艾略特一再強調，後世的作家，其個人的觀點遠遠沒有其所在地區或者國家的思想重要。言外之意，文本離不開傳統。就當代美國文學而言，著名作家麥卡錫的小說便是如此。傳統和過去的記憶猶如“幽靈”，時刻縈繞在他的小說中，使得麥卡錫小說文本處處都能發現“自相似”的痕跡。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