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往事並不如煙

——民國閨秀張瑞燕的前半生（四）

編按：“一二 · 三”事件後，左派大獲全勝，澳門國民黨勢力被全面肅清，黃埔軍校出身的男人，意識到這裡已不宜久留，六六年平安夜，攜家眷連夜匆匆離澳，孩子“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歲月靜好，一下子打破。自宋太宗趙炅以降南下澳門的這一脈趙氏，此後去國，男人亦告別他曾為之奮戰的故土。大時代中命運的播弄，半點不由人。

司徒奇的哎吔門生

一家人搬到志里後，四個孩子都有了他們的新天地。母親用教書一年的薪金買了一座二手鋼琴，又請了老師上門教我們彈琴。我沒有耐性，很快就“輟學”，轉行畫畫。我最喜歡畫飛機大砲、坦克戰艦，一邊畫，一邊口中隆隆作聲，家人見怪不怪，也不以為意。

我在協和小學唸三年級時，遇上一位很有意思的美術老師。他戴着眼鏡，笑容可掬，示範時，運筆如飛。但我們這班頑皮學生在課堂上喧譁搗亂，根本無心向學，老師也拿我們沒有辦法。每次上課，他必把破舊白鞋一對、雞蛋一隻放在書桌上，讓我們寫生。他常説，你們連破鞋和雞蛋都畫不成，休想學其他技法。由於我畫得比較用心，老師就破例讓我自由發揮。有時候，他會在我的畫紙上胡亂着色，叫我花幾分鐘看和想，然後再動筆。他還跟我説，實物是沒有邊的，要我學習先着色、後加影的畫法。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老師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嶺南畫派才子司徒奇！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內地戰亂頻頻，大量文人雅士流落澳門，很多以教職為生。嶺南畫派宗師高劍父和他的得意門生司徒奇、關山月、羅竹坪、楊善深等落難畫家陸續抵達濠江，並在觀音堂重開春睡畫院。五十年代末，我適逢其會成爲司徒奇的哎吔門生。小五時，我轉讀蔡高小學，母親安排我跟另一位名畫家學習，他就是甘恒老師。一星期兩天，我放學後，就到他在和隆街的家中學粉彩、炭筆和水彩畫。母親不惜工本，帶我到營地大街的祥安文具店買最好的畫紙和顔料，我也沒有辜負她，培養了對藝術的興趣，畢生受用。

作無益事遣有涯生

一九六二年，那一年我十歲，家中發生了一件大事。母親發覺有人在大廳牆上畫了一架坦克車，旁邊還有趙善章畫的字樣。母親一看之下，就斷定牆上的坦克技法水皮，不可能出自我的手筆。家中只有六個人和一隻小貓，要查個水落石出易如反掌，她卻決定不予追究，到一九六六年底，我們離開澳門時都沒有將這大作抹去。究竟是誰插贓嫁禍，幾十年來始終懸疑未決，母親卻一直津津樂道。

她的案頭有一幅豐子愷的漫畫。她在畫上親題了豐子愷愛引用的古語：“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她還寫道：無益之事乃不為利害打算的事，只因感情、意氣及趣味而爲，而不爲功利而作也。

我想，這也是母親給我最寶貴的禮物。

離鄉背井頓入困境

一九六六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社會動盪，遊行不絕，還有不少言論鼓吹要武力解放澳門。那年的平安夜，父母親把小貓交給一位朋友照顧，帶着我們匆匆乘渡輪離開寧靜清幽的老家。

我們在英皇道皇后飯店的樓上租了一個百多尺的房間暫住。房間對着天井，每天清晨，樓下飯店焗麵包蛋糕時，香氣四溢，至今記憶猶新。幾個月後，我們在新落成的新都城大廈租到一個小單位，一家人總算安頓下來。但艱難的日子才剛剛開始，在澳門時，我們住的是自己的物業，家中有傭人幫忙，父母親在學校任教，又另有租金收入，生活舒適豐足，但香港的物價比澳門貴五到六倍，我們的生活頓入困境。父親中學畢業後，投筆從戎，加入成都黃埔軍校參加抗日，母親也因戰亂而放棄了到上海升學的機會，沒有認可的學歷，找適合的工作處處碰壁。幾經折騰，父親終於在一家航空貨運公司找到工作，美其名爲營業經理，其實是只有幾百元車馬費的推銷員。母親爲了幫補家計，在家中開設了補習班，當補習老師，學生之中，便有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沈祖堯教授，母親記得他是一個很沉靜的孩子。我還記得幫母親在樓下商場張貼招生街招，把單張放進住客的信箱，每天放學後，又當母親的補習助理。父母親節衣縮食，從不抱怨，我也從不覺得缺乏。幾年後，東拼西湊，資助大姊和二哥到美國留學。

盼望遙遠天國重聚

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父親加入一位親戚開設的製衣廠當廠長，幾年間把工廠搞得有聲有色。家中經濟好轉，他們又把妹妹送到澳洲升學。這時，父母親開始申請移民。幾年以來的辛勤工作，父母賺了第一桶金，決定急流勇退，移居美國。父母親是貨真價實的愛國者，可是五、六十年代的耳聞目睹，殘酷的鬥爭、文化的缺失，使他們不想下一代活在不確定的環境之中，於是離開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千里迢迢來到加州，重新展開生活的另一頁。八十年代中，父母親的生活逐漸改善及安定下來，於是每年都抽空回港澳探親，父親愛熱鬧，也惦掛着親友，總會預先約定大家在酒家聚首。同時，也趁機往內地旅遊兼探訪舊友。

這時候，母親終於説服了我到加州重返校園。這個少年時令母親頭痛擔心的孩子，有緣在異地照顧她度過幸福快樂的晚年，是我難得的福氣。還有要說的是，由於拜讀了梁科慶先生的《大時代裡的小雜誌》一文，得梁先生居中，與正在研究香港兒童文學史的霍玉英教授聯絡上。二○一五年春，她專程從香港來到加州與母親做了口述歷史訪談，記錄了在一九四八年時，她作為《新兒童》澳門代理的情形，這次訪談與母親打理《新兒童》刊物的時候，足足相隔了六十七年，不由得說世事真的十分奇妙。

二○二○年，雖然母親已離世兩年，我還是天天想念她，天國是這樣的遙遠，我卻有強烈的盼望，有一天可以與她重聚。（全文完）

文、圖：趙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