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國安概念到“總體國家安全觀”（下）

與傳統的“國家安全”概念相比，“總體國家安全觀”無疑是一個質的飛躍，這種質的飛躍具有三個方面的顯著特徵：

第一，“總體國家安全觀”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這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區別於傳統“國家安全”概念的根本所在。

就外部安全而言，我們必須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下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絕不容忍一寸國家領土受到侵犯；就內部安全而言，我們則必須講發展，講穩定，講和諧，確保國家在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資源、核建設等各個領域的安全，嚴防敵對勢力的滲透與破壞。

第二，“總體國家安全觀”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這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理念。以人為本，以民為本，這是國家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堅實基礎。因此，講國家安全，就必須以人民安全為宗旨，這一原則，無論是多大的風浪都不能撼動，無論花多大的代價都不能捨棄。在這次抗疫鬥爭中，中央就是堅持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理念，將人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第三，“總體國家安全觀”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國際安全。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切實維護好自身的外部和內部安全時，也有責任面對風起雲湧、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勢，盡其所能在世界範圍內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為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社會注入強大的正能量，宣導共同安全，這就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國家為甚麼要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呢？我的理解有三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從國際形勢的變化與發展來看，“總體國家安全觀”具有與時俱進的時代特色。因為傳統的“國家安全”概念是以國家的政治、軍事安全為核心，側重的是防禦來自境外的軍事侵略和威脅，以拒敵於國門之外，把打贏戰爭作為國家安全的中心任務。隨着國際安全形勢的發展，那種以赤裸裸的武力來尋求霸權的“冷戰”思維雖仍然存在，但在“冷戰”結束後，發動大規模戰爭的風險明顯消退，而通過“經濟制裁”、“顏色革命”等方式，從一個國家的內部來製造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危機，並以此來顛覆一個國家政權的風險卻日益明顯，逐步成為危害國際安全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見，在當今國際形勢下，一國安全的威脅不僅來自外部，更來自內部。所以，將國家安全的理念從傳統“國家安全”概念中解放出來，將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合二為一，無疑順應了當今國際形勢的發展要求，更有利於切實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

其次，從民眾對國家安全的意識來看，“總體國家安全觀”顯然有利於強化民眾的國家安全意識。因為傳統的“國家安全”概念僅注重國家的外部安全，當爆發大規模戰爭的風險消退，全球轉入和平與發展的軌道時，民眾對國家的外部安全的重視程度就會產生鬆弛現象。所以，在國家安全的理念中注入內部因素，將維護國家在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資源、核建設等各個領域的內部安全都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範圍，就可以極大地調動並提升民眾對國家安全的意識，讓民眾深刻體會到這些安全領域都是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從而使民眾自覺地將維護國家安全視為自己的“份內之事”。《國家安全法》之所以規定每年的四月十五日為“國家安全教育日”，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最後，從改革開放的角度來看，“總體國家安全觀”所帶來的國家安全理念的歷史性變革也是改革的成果。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無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還是維護國家安全，都要以改革為根本動力。長治久安最終要建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適應的基礎之上”。因此，以改革的勇氣和擔當，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就一定能夠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安全能力的現代化，從而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駕護航。

（全文完）

澳門法律工作者聯合會監事長 趙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