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雕塑的禮制營造

——以澳門廟宇屋簷陶塑為例

二、佛教、道教與其他造像影響

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宗教的佛教藝術其本土化過程緩慢而深入，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時期經歷着兩個發展高峰段，元代藏傳佛教的全面盛行和早期漢傳佛教藝術並行發展，背後有着政治思考的策略。現實的環境與藝術精神的傳達均讓佛教雕塑藝術有了新局面，傳統佛教造型禮制和藏傳佛教新的理念影響的營造方式，豐富了佛教藝術的內容和形式。明清時期佛教造像出現了新的顯著變化，政治思考和信仰的異化導致了石窟大型造像規模和數量的銳減，但是以道觀寺廟的彩塑繪製之風盛行，在材料上諸如泥胎彩塑、銅、木、夾經、陶瓷、石等，成為這一時期典型的雕塑藝術特徵。如現存北京地區寺廟佛教造像、山西省境內佛教造像、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閣彩塑觀音像、陝西藍田水陸庵彩繪懸塑、四川平武報恩寺大悲殿千手觀音和彩繪懸塑等。

其一，明清時期統治階層和皇家貴戚對於藏傳佛教的極力宣導，並給予了人才和財力的資助，北京常駐藏傳佛教大量僧人維持教義宣傳和維修寺廟建設，朝廷派遣能工巧匠製作精美造像來支持。其二，製作精美、造型精良、數量巨大、品格美學完美統一，既體現皇家富貴的大型雕刻塑繪，又能體現社會功能和世俗化傾向的造像工藝。特別是清代的佛像藝術的裝飾性視覺特徵顯著，外來西方文化影響逐漸融入到工藝技藝中來，雖然大型的石窟造像活動逐漸式微，但是貼近生活的世俗化觀念表達日益顯著，在消解宗教藝術中崇高信仰的莊嚴肅穆神聖光暈背後的同時，大眾審美意識得到普及，造型和形式日益豐富而多樣化。

傳統道教藝術起源與民間信仰和風俗，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達到高峰階段，在民間以煉丹、修仙等手段推行教義並對民間風水、卦象和行醫方式來了解社會底層疾苦，實現其傳教的目的；同時煉丹長生之術在上層統治階層的宣揚傳播，成為合法性的教義存在。早期道教的文化形象塑造借鑒了佛教藝術的“以像設教”的影響，在魏晉時期石刻道教摹本流傳至今，數量化和規模較少。到了唐代盛行，道教的造像在規模和製作上大型化、精美化和系統化顯現。特別是宋代之後發展，結合了諸多文化特徵將一些裝飾性本土藝術元素納入，民間礦物質顏料和更新運用，彩色塑繪技藝獲得突破性發展，取得了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成就。元代繼承了前人的道教造像的系統化模式，貼近本土化文化根源，在不同藝術形象上展現儒釋道藝術面貌，例如在山西晉城玉皇廟泥塑二十八宿群像的道教藝術代表着元代道教信仰的典型藝術特徵。具體手法上元代的能工巧匠們融合不同的表現手法，一批來自西域和歐洲的造像雕塑師和本土匠人們打破程式化造像模式，熟練地將不同人物個性和面向刻畫的個性表達出來，融入了世俗化的鮮活的人物個性活化了僵硬的宗教中的符號形象審美，傳統的藝術內涵消解了宗教造像的崇高和神聖性，融入了民間大眾市民文化的精神需求。

有關道家信仰中的天地神仙表現，在接受古代傳說故事影響之外，民間流傳的各種道派信仰有各自的神。例如古代中國天文學賢人將宇宙觀所涉略的星辰分為二十八宿，道教造像在傳承前人技藝基礎上將社會現實生活的符號特徵融入造像手法上，與佛教造型類似的民間世俗化傾向成為主流審美意識，諸如修仙、隱居和升仙等題材中引入了雅致的生活用具。整體看來，道教雕塑的營造表現較為特殊，打破了神聖的宗教氣氛，豐富了建築空間和裝飾性的審美意境表現，塑繪代替了道觀的大殿壁畫空間佈局和環境營造，在題材內容和形式語言上呈現新的面貌特徵及圖像傳播。道教文化傳播的方式分為兩種形態，但均是基於道教造像的禮儀制度來劃分，上層統治階層表現為嚴格的等級制度下的尊卑禮儀，下層社會的形式表現則是融禮制為民俗貼近日常民間生活。

（二）

顧 躍